（二）
京官时期的曾国藩，生活相当窘迫，几乎靠借钱度日，甚至想回趟老家，都因路费“甚难措办”而不能成行。他听说别人得了外放的官缺，羡慕得不行。雍正朝之前，清朝地方官动辄得咎，因事被参革者众多，所以一般人并不贪念外任，而愿意留在京城，避祸全身。至乾隆朝后，养廉银制度逐渐成熟，吏治环境相对宽松，人们乐于外任的观念越来越强。道光二十三年，曾国藩到四川担任乡试主考官，得了一笔丰厚的“陋规”，往家中寄去一千金，叮嘱六百还债、四百接济亲朋，其弟回信说区区千金，还债都不够！回信中“区区千金”四个字，让曾国藩发了一顿火。
曾国藩后来权绾四省，位极人臣，按理说完全有条件享受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他仍然厉行节俭，保持一介寒士之风。他告诫子女，由俭入奢易于下水，由奢反俭难于登天，说：“余为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13]
在吃的方面，曾国藩蔬食自甘，日常以肉汤炖蔬菜一二品，被人戏称为“一品宰相”。赵烈文曾经见过曾国藩的菜单：每日二肴，一大碗一小碗，三簌。[14]即一荤一素两道菜，三个小菜。据说，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曾巡视扬州一带，扬州盐商特备珍馐美食宴请，曾国藩仅就面前的几个菜动了动筷子，饭后对人说，一食千金，不忍食，不忍睹。
在穿的方面，他讲求合身即可，布袍鞋袜，大多为夫人或女丁亲手所做。他对子女说，“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15]要求他们“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16]同治二年，“洋枪队”队长戈登到安庆拜访曾国藩，惊奇地发现大名鼎鼎的曾大帅“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迹”。[17]
在用的方面，曾家每月生活所需银两，限一成数，另封秤出，本月用毕，只准盈余，不准亏欠。曾纪芬曾回忆说：“初文正在日，家中人给月费二缗，尔时物价虽贱，亦苦不足，稍涉奢华之物不能买，亦不敢买也。欧阳太夫人偶唤卖京货之妪入署，且为文正公所诃，他无论矣。”[18]每月家庭开销只有二两左右，欧阳夫人把沿街叫卖的卖货人叫到署中竟被曾国藩呵斥，其他的更不必说。咸丰九年（1859年）七月，曾国藩向家中寄去二百两，叮嘱曾国潢“以一百为纪泽儿婚事之用，以一百为侄女嫁事之用”。[19]要知道，曾国藩为买书一项就花费甚巨，咸丰十一年拟以四百金购买一部《二十四史》，不料被人所骗。同年七月，又听说京师宝名堂有初印《二十四史》，遂派人携带四百金求购，外加包箱、车价等费百金。相形之下，儿女终身大事才花费一百金，略显寒酸，这在外人看来与曾国藩的地位并不相称。
曾家日用家具但求结实，不求华贵，文房四宝不求珍异，床上铺草席、盖土布而已。家中老屋已有一百余年，曾国荃花大钱建了一幢新屋，“颇壮丽，前有辕门，后仿公署之制，为门数重，乡人颇有浮议”，曾国藩非常不高兴，“驰书令毁之”[20]，并发誓此生决不住进新屋。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期间，府上只有两个女仆，一个是欧阳夫人从老家带来的老妪，一个是大女儿身边的丫鬟。为缓解家务压力，欧阳夫人花钱买了一名丫鬟，曾国藩知道后大加申斥，要求辞退，夫人只好将丫鬟转赠给了亲家。曾纪芬回忆说，“文正驭家严肃守俭若此，嫂氏及诸姊等梳妆不敢假手于婢也”。[21]
同治元年，曾国藩在内室宴请彭玉麟，招方宗诚作陪，后者亲眼所见曾国藩的卧室装潢：“室中惟木榻一，竹床二，竹枕二，此外一二衣箱，无他物也。”[22]赵烈文常年生活在曾国藩左右，也曾描述过曾国藩住所：“今日直诣相国卧室，葛帐低小，布夹被草蕈而已。旁有二小箱，几上陈设纸笔之外，无一件珍物。”[23]曾府没有豪华光鲜的装潢、珍贵奇巧的摆件，与很多达官贵人的府邸标准相去甚远。
曾国藩把廉洁之风带到军营之中，反复强调要严守准绳，尺寸不失，防止心中之“贼”破心中之“墙”：
方今天下大乱，人人皆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过而问焉者。吾辈自当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者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子。[24]
曾国藩认识到，作为领导干部，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必须以身作则，特别是关于人事、财物等事项，必须慎之又慎：“弁勇之于本管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阖营共见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25]
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日，赵烈文到湘军大营时，看到湘营黎明即起，每日操练两次，官兵赤足穿草鞋，无一人吸食鸦片。还记录了他看到的曾国藩：(https://www.daowen.com)
帅亦躬尚约素，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与士卒卧起同时，不苟安逸。每夜常私出巡行察听，更号有违误者，亦不加严责，好语训诲而已。民间辞讼，虽细必亲，小民直至督辕递呈，无一钱之费，其忠清艰苦，至于如此，可为流涕。[26]
赵烈文紧接着回忆起咸丰八年春，他到清军江南大营探望家兄的经历，那里的景象与湘营简直不是一个“画风”：
一、营（绿营）中饮食，咄嗟立办，客至无不留饮；而此间（湘营）客至，方谋到城中饭肆买菜，客卒不及候而罢。二、营官（绿营军官）及随身亲勇皆华服；此（湘营）皆如田人，不可辨识。
曾国藩立志做官发财两条路。他说：“予自三十岁开始，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27]事实证明，曾国藩面对各种诱惑，基本恪守了当初的誓言。他亲手创立了两淮盐票，起始价仅二百两一张，后来炒到两万两，涨了一百倍。对这个能发大财的“原始股”，曾国藩谕令曾氏族人不准承领。另外，从咸丰三年创建湘军到同治七年战事基本结束，曾国藩先后报销军费数千万两，其中大多没有报销明细和凭据，如果从中做些手脚，侵吞百八十万两不是什么难事，但曾国藩没有这样做。
同治九年时，曾国藩已任总督十余年，在三月三十日的一封家书中说：“刘南云七年四月借余银二千两，为其弟刘鸿年捐官。今年正月刘鸿年曾向余言此银已交还长沙易芝生手，请弟一问芝生果接到否。如已接到，则交澄弟手收，作为还前年之账。”可以看出，曾总督太“小气”，对借给朋友的二千两银子念念不忘；曾总督又太穷气，都年近花甲了，欠账还未还清。
他虽身居高位，却能廉洁自养，安贫乐道，不享乐、不奢靡，可谓当时官场的一股清流。曾国藩从保定出发赴天津办理教案前，预感自己命不久矣，专门立下遗嘱：
余若长逝，灵柩自以由运河搬运回江南归湘为便。中间虽有临清至张秋一节须改陆路，较之全行陆路者差易。去年由海船送来之书籍、木器等过于繁重，断不可全行带回，须细心分别去留。可送者分送，可焚者焚毁，其必不可弃者，乃行带归，毋贪琐物而花途费。其在保定之木器全行分送。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但水陆略求兵勇护送而已。[28]
他去世后，留下的积蓄大半用在了办丧事上。去世五年后，曾纪鸿因家人病重缺钱医治，向父亲的老部下刘锦棠借钱，左宗棠得知后主动伸出援手，送给白银三百两，并感慨地说：“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29]
曾国藩将廉洁视作从政为官的准则，亦是修身明志的重要手段。咸丰九年十月，他作了一副对联，以表心志：
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