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为加强粮饷管理，提高运转效率，自咸丰三年，湘军自设粮台。粮台不仅管钱，而且管军械、服装、帐篷等物资，以及负责报销军费。在清朝，粮台早已有之，但属户部直辖，官员由朝廷统一指派，与领军将领平级，互不隶属。曾国藩的粮台，粮台将官由自己指派，用起来就得心应手，极大方便了调饷。曾国藩评价说，筹饷官绅“论功不在前敌猛将之后”。[33]另外，设中转粮台，主要任务是把筹措来的粮饷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分发各路湘军。粮台的设置是湘军兵为将有、兵权饷权合一特点的集中体现。

湘军发工资有个特点——发“半饷”。每次发饷时，只发给兵勇应发工资的一半左右，其余的都存入公所。兵勇遣散或请假回家时，可以申请核算，军营会发给少量的现银作为盘缠，其他的部分则需要凭粮台发的印票，到湖南后路粮台去领取。最后，士兵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这样做的好处，一是每次发饷只要发小部分，欠饷数月乃至半年，经费压力骤然减小；二是兵勇手上没有多少现银，就不会想着嫖赌，也不会无缘无故放弃自己的工资而擅自离营。

厚饷养兵制度通过比较优渥的薪饷吸引了农民和书生从军，使湘军的战斗力较绿营有了较大的提高，同时助长了湘军官兵贪恋财富的私欲，形成其以积聚财富、升官晋爵为作战目的心态，严重破坏了湘军的战斗力。一旦他们达到目的，便“饱则思扬”，急于脱离湘军，再无作战之心，最终使湘军走向了衰落。(https://www.daowen.com)

湘军饷银标准居高不下，开支十分庞大。湘军初建时约有1.7万余人，每月需银在8万两以上，据曾国藩自己所说，一年所需白银约60万两。此后，湘军不断扩充，所需军饷大幅上升，至围困南京时，曾国藩负责酬饷的总人数达到9万人，每月需54万余两，不是个小数目。由于常年战争，湘军粮饷筹集非常困难。李续宜部两万人，欠饷多者十五个月，少的也有八九个月；鲍超部苦于途费，部卒逃散一千余人。同治二年，湘军一营因欠饷而哗变，杀死营官；甚至在进攻天京的紧要关头，曾国荃所部一营官兵还出现了勇丁索饷，“缚营官闭营拒守”之事。可见，这项制度在后期已经超出了它所能承受的能力。

太平天国灭亡后，曾国藩之所以裁军，军费耗费太巨也是其中一个因素。他曾说，“多汰一人，省一人之饷；早汰一日，省一日之粮。”[34]

更严重的消极影响是对民生的冲击。晚清战事连年，白骨露野，百姓贫苦难度。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道：“皖南到处食人，人肉始买三十文一斤，近闻增至百二十文一斤。”[35]湘军等四处筹饷、敲骨吸髓，加重了商贾疲困，导致民怨沸腾。以劝捐为例，有铺捐、房捐、盐捐、船捐、厘捐、米捐等各项名目，花样频出。再以厘金为例，当时苏北地区，抽厘机构有江北大营、江南大营、袁甲三（袁世凯叔祖）等系统，湖北厘金卡局竟然一度高达480多处，税种有收于外省入境之货的“落地厘”，专收于本地出产之货的“出产厘”，专收于用户所买之货的“门市厘”，等等近20种，彼此雷同，重复抽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