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咸丰六年（1856年）八月，杨秀清再次自称“天父下凡”，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不过，据后来的《石达开自述》说，洪秀全故意加封杨秀清为万岁，激韦昌辉动手。
不论是被逼还是故意，洪秀全背地里征召在外的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人立即回京“勤王”，开始了一场借刀杀人的游戏。
韦昌辉早就对杨秀清怀有不满。他先是被杨秀清剥夺京城卫戍权，派往湖北前线；后来其兄长与杨秀清妻兄发生争执，被五马分尸。韦昌辉属于“人狠话不多”的阴险角色，他暂时隐忍不发，只是等待一个置对方于死地的机会。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韦昌辉得令后，从前线带领三千精兵连夜赶回天京，杀气腾腾地直奔东王府，在一阵阵哀号声中，把杨秀清家人、亲兵、仆人等全部格杀。
为了斩草除根，洪秀全、韦昌辉唱起“双簧戏”，由洪秀全草诏说，韦昌辉滥杀无辜，要对其施以五百大杖，请东王部下观刑，结果杨的几千亲信被瓮中捉鳖，一网打尽。随后，韦昌辉下令关闭城门，全力捉拿东王余党，天京城昏天暗地，流血漂杵，近两万太平军死于自己人刀下。
石达开惊闻大变，连夜赶回天京，责问韦昌辉为何滥杀无辜。杀红了眼的韦昌辉打算把石达开做掉。幸亏石达开提前得知消息，缒城逃走，但是他留在天京的家人和随从则未能幸免于难。
石达开回到安庆军营，立刻兴兵报仇，号称要“清君侧”杀掉韦昌辉，如不得其头，即班师回朝攻灭天京。狗急跳墙的韦昌辉，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围攻天王府，准备取洪秀全而代之。
洪秀全眼看着要玩火自焚，索性号召众人擒杀韦昌辉，并把首级送到石达开军营。为泄军民愤怒，洪秀全下令将韦昌辉的尸体剁成肉块，每块两寸见方，悬挂在天京城内格栅示众，上面标明：北奸肉，只准看，不准取。[29]
石达开政治威望高，军事才干突出，在战场上获得了“石敢当”的绰号。而且，石达开为人正派，从不搞装神弄鬼那一套。他回京不久，很多人聚集在他周围，推举他为“义王”，盼望他能够主持大局，匡扶正义。
事变后，洪秀全成了惊弓之鸟，不愿再与人分享权力，宣称“主是朕做，军师也是朕做”。太平天国封过大大小小的王2000多个，其中有记录的200多个。洪秀全把年轻将领陈玉成、李秀成提拔进入领导层，主要负责外战，而将胞兄洪仁发、洪仁达提拔进入内廷中枢。二洪庸碌无能，为所欲为，很不得人心。李秀成被捕后在供述中总结了“天朝十误”，其中第六条为“误主不信外臣，用其长兄、次兄为辅，此人未有才能，不能保国而误”。范文澜也说：“太平军一坏于杨秀清专擅跋扈，再坏于韦昌辉的疯狂屠杀，最后坏于洪秀全任用私人，尤其最后一环，历时最久，祸国的军令政令迫使太平军逐步削弱，以致溃灭。”[30]
年富力强的石达开反倒被钳制，被排挤，靠边站。他决定“单飞”，率旧部数十万出走，成为一支游师，从江西抚州杀到浙江金华衡州一带，随后又辗转进入福建，后来进入赣南。在湖南宝庆（今邵阳）一带惨败，随后南进广西，在老家修养后再入湖南、四川，同治二年（1863年）在大渡河前进退无路。最终石达开被诱捕，受凌迟处死。
东王、北王被杀，翼王出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领导层分崩离析。经过这一场动荡，原有的领导集体只剩下洪秀全一个光杆司令。虽然他大权独揽，但是他军事才能比杨秀清、石达开差得太远，核心指挥系统孱弱无力，全军一盘散沙。特别是石达开有资历、有能力，是扶助危局的不二人选，可惜远走他乡，不再参与核心决策。新晋的几位班子成员，能干的在外打仗，在京的尸位素餐，导致大纲紊乱，措置乖方。
第二，军事实力严重受损。内讧中太平军精英杀的杀、走的走，元气大伤。石达开带走数万精兵，以“通军主帅”的身份四处“打酱油”，从出走到被缚历时七载，所过地域共十五省，行程约两万里，疲于山谷之间。
另外，因事变影响，很多将领为了自保，选择向清政府投降。最有代表性的是韦俊，韦昌辉的弟弟，一员名副其实的战将，在武昌争夺战中表现英勇。事变后，洪秀全对韦昌辉恨之入骨，欲牵连韦俊治罪，后者走投无路，只好叛变。这样高级别的干部投敌，损失之大可想而知。
天京事变前夕，太平军士气高涨，占据绝对优势，压得曾国藩、胡林翼喘不过气。突然有一天，“暴风雨”戛然而止，空气安静肃杀，过了好一阵子，才探听到天京内讧的消息。事变后，清军重建江南、江北大营，湘军也重整旗鼓，接连攻占武昌、九江等重镇，军事形势陡然翻转，太平天军陷于苦战的境地。曾国藩说，与太平军作战，“昔如移山，今如拉朽”。[31]
第三，精神支柱开始松动。起义初期，大部分军民在“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建立“地上天国”的号召下，参加太平军。但是，此次事变残酷程度令人发指，“小天堂”成了“鬼门关”，天堂的幻想破灭了，狂热冷却了。史学家茅家琦指出，天京事变造成天国将士观念和心理上的变异是难以抹平的，这是太平天国的致命内伤。为了争夺权力，他们摧毁了兄弟、父子、君臣等神际和人际关系的伦理网络，互相残害，甚至不惜诛戮广大无辜将士，诸王和广大将士的鲜血使幸存者幡然醒悟，对洪秀全竭力宣传的“拜上帝教”产生厌倦和怀疑的社会心理，太平天国面临严重的信仰危机。天国军民纷纷对天国的前途感到忧虑和不确定，出现了“政涣人散，外合内离”的局面。当时盛传这样一首民谣：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回转故乡依旧做长工。[32]
天京事变后，洪秀全重用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春夏之交，太平军以凌厉的攻势从长江南北两路再度攻取武昌，当年底又乘胜攻克宁波、杭州，太平天国仿佛有起死回生的迹象。然而，这两位天国后期的擎天柱石，也陷入内讧的怪圈，各争雄长，败不相救，最终无法挽回太平军覆亡的结局。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太平天国领导核心的控制力大大减弱。
太平天国方面一系列的内讧表现为互相残杀，自毁长城，其根源是人性的自私、权力的自私。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小富即安，小成即满，对物质和权力的免疫力低下，使得他们不愿意分享权力，不善于搞好团结。毛泽东曾分析称，“历史上领导多头总是要失败的。太平天国的时候，洪秀全回了一趟广西，杨秀清说他回到天国了。洪秀全回来时，将领们都是拥护杨秀清的。其实那时杨秀清更年轻有为些，洪秀全应该服从杨秀清的领导。但洪秀全是创教者，是领袖。两权对立，所以失败了。”[33]
注释：
[1]见（清）徐宗亮《归庐潭往录》。
[2]见《曾文正公书札》卷二。
[3]见（清）王定安《湘军记》卷一。
[4]转引自董丛林《胡林翼政迹与人生》第三章。
[5]转引自龙盛运《湘军史稿》第四章。
[6]见《曾文正公书札》卷十。(https://www.daowen.com)
[7]转引自张宏杰《曾国藩传》第八章。
[8]见《曾国藩家书》，咸丰十一年九月初三日。
[9]见易宗夔《新世说》之《左季高自比诸葛亮》。
[10][15]转引自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3》第二章。
[11][13][27]转引自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3》第三章。
[12]见（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二）。
[14]见（清）欧阳兆熊《水窗春呓》之《曾文正公与左相气度》。
[16]见（清）欧阳兆熊《水窗春呓》之《曾文正公一生三变》。
[17]见《曾国藩家书》，咸丰七年十二月初六日。
[18]胡林翼、左宗棠两人均曾入读长沙城南书院，都拜师于名儒贺熙龄门下，师出同门。另外，胡、左两家还是姻亲。胡林翼是陶澍的女婿，陶澍临死之际将儿子陶愰（陶少云）托孤给左宗棠做女婿。两人虽然同岁，但因为这层关系，胡林翼称左宗棠为“姻丈”。
[19]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一。
[20]见（清）郭嵩焘《郭嵩焘日记》卷一。
[21]见（清）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咸丰十年》。
[22]见《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六。
[23]见《曾国藩家书》，同治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24]见（清）薛福成《庸庵笔记》。
[25]见（清）葛虚存《清代名人轶事》之《曾左友谊始末》。
[26]见（清）黄翼升等撰《曾国藩荣哀录》。
[28]见《李秀成自述》。李秀成被捕后，在狱中写下数万字的供述，经曾国藩删减篡改后上报军机处，并命人刻印发行，至死未上交原稿。1963年，曾国藩的后人才在台湾将原稿影印本公之于世。
[29]转引自宋承灏《晚清军政启示录》（2）第四章。
[30]见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第三章。
[31]见《曾文正公书札》卷六。
[32]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报》。也有不同说法，如“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
[33]转引自陈晋《毛泽东之魂》第十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