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曾国藩治学勤苦严谨，且乐于传经布道，有形无形地影响了一大批人。其中，最直接的要属曾国藩幕府的子弟友人，他们多以书生入幕，随军辗转，在一线体察时局变化，近距离地接受曾国藩言论和思想熏陶，对于个人眼界和胸襟的开拓，是在学稷温室中穷经苦读的文人所难比拟的。
曾国藩幕府的形成有一条文学线。他于道光十四年结识刘蓉，三年后结识郭嵩焘，成为可以探讨学问、吐露心迹的同窗好友。入京之后，他参与主流文化圈子的各种活动，与理学、诗歌、古文以及汉学、经世圈子均有交往。这种广阔的郊游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他在士林中道德文章的影响，为他日后幕府的崛起做了铺垫。
湘军军营具有浓厚的学术和文化气息。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于祁门设立采访忠义局，搜集战死官兵资料，建祠纪念，凝聚人气。方宗诚主持编写《两江忠义录》，并推荐吴汝纶入幕，曾国藩对其大家赞赏：“阅桐城吴汝纶古文，方存之荐来，以为义理、考证、词章三者皆可承接，余观之信然，不独为桐城后起之英也。”[22]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开设安庆书局，九月迁至南京。曾国藩亲自拟定章程，欧阳兆熊负责刊刻《船山遗书》（船山即王夫之），曾国藩参与校勘其中关于中国传统哲学和史学部分内容。几年之内，《王船山遗书》322卷、《几何原本》15卷及《史记》《汉书》《后汉书》刊刻完成。同治七年，吴敏树游至南京，被奉为座上宾，曾国藩作《赠吴南屏》长诗，南北唱和300余人，金陵书局刻印出版，传为佳话。(https://www.daowen.com)
在曾国藩的指导和影响下，他的部属、幕友不废学问，并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比如，李元度作为曾国藩的核心幕僚，“在军偏好文学”，一直向曾国藩请教学问文章，笔耕不辍，终于在担任云南按察使期间完成《国朝先正事略》一书。该书共计60卷，为清同治以前1108位名人立传，分为名臣、名儒、经学、文苑等7类，资料丰富，记载翔实，突破了“文人不得私为达官立传”的限制，是研究清代人物及历史的重要史料。再如，罗泽南为了维护心中的纲常伦理，毅然放下经书，跨马执鞭，奔赴战场。他以儒生领军，朝出鏖战，暮归讲道，经常给部下讲解《周易》等经典。他战死时不到50岁，已著有《小学韵语》《四铭讲义》《周易附说》《皇舆要览》等作品。罗的弟子王錱、李续宜、李续宾等人继承师风，也都在文学上有所获得。
曾国藩自三十岁开始写日记，原为检身省过的工具，但是一写便是三十年。在他之后，日记成为表达个人思想感受、学术思考的一个重要方式。其中以赵烈文《能静居日记》、汪士铎《悔翁日记》、郭嵩焘《使西纪程》、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等影响较大。图书编辑方面，曾国藩编纂《十八家诗钞》《经史百家杂钞》，王先谦、黎庶昌各编纂《续古文辞类纂》，方宗诚编写《柏堂师友言行记》等。
钱穆在《中国学术通义》中指出：“若论近代人论学，能有亲切的指点者，在前清有湘乡曾氏。”[23]张裕钊说：“文正公尤好士，又以懿文硕学，为众流所归。”[24]在曾国藩等人的影响下，湘军集团成为当时文坛学术界的中心；而这又反过来，大大提高了湘军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