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曾国藩说，只有做到“彼来则延访，我往则就教”，[27]“引进来”与“送出去”相结合，才能尽其所长，真正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

所谓“引进来”，即引进国外的人才和知识。经过“黄鹄”号的教训，曾国藩认识到，光靠国内人才推进洋务运动是难以为继的，所以他一改原先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转而引进外国专家和技术人员。曾国藩派遣容闳赴美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欲借以招致智巧洋人，来为我用”，[28]并要求不惜万金，广为罗致，后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主要技术岗位都由外国工程师主持。

当然，这只是权宜之计，曾国藩的想法是“始以洋人教华人，继以华人教华人”。[29]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总办冯焌光坦言：“卑局志在得西法所长，借洋人以为引导，不令洋人以把持。募集内地工匠，日与洋匠讲求，寓教习于制造之中，而不欲多用洋人致长盘踞之渐。”[30]

中国翻译史上有三次高潮：一是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二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三是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31]第三次高潮以林则徐、魏源为开端，一直延续到五四运动时期。

曾国藩搞洋务，无图纸，无模型，基本是白手起家，通过翻译西方近代科技书籍，为清王朝培养近代科技人才，是一种必然又经济的办法。在徐寿、华蘅芳等人的建议下，曾国藩同意向清廷奏请设立翻译馆。他在奏折中强调：

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32](https://www.daowen.com)

由政府出面，设置机构、组织人员长期比较系统翻译西书，该翻译馆属于首创。它的设立，在西学东渐史上，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到来。该翻译馆正式挂牌后，外籍人士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玛高温、伟烈亚力等人受雇于此馆，协助、配合华蘅芳、徐寿、徐建寅、李善兰、赵元益、舒高第、钟天伟、瞿昂来、李凤苞、贾步纬等人进行西方科技、军事、医学和人文社科类书籍的翻译工作。翻译馆的译员可考的有59人，其中外国学者9人，中国学者50人。在此处洋人仅是协助的角色，主导权操之在中国人手中，这就打破了自明末清初以来由教会译书的垄断局面，扩大了国人译书的自主权。

这些外国人与侵略者不同，主要是为了传播文化而来，有的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西文化交流，其中傅兰雅、林乐知、伟烈亚力是优秀代表。

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英国人。他大学毕业后先后担任香港圣保罗书院院长、北京同文馆英语教习、上海英华学堂校长、《上海新报》主编，于同治七年，受雇担任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员。他一直是最主要的口译者，他口译的科技著作数量最多。傅兰雅口译的译著达113种，其中95种已刊，18种未刊。有的是对有关学科的首次系统介绍。比如，廷德尔的《声学》和诺德的《电学》是最早、最全面系统介绍声学和电学知识的译著。至今，在江南造船博物馆里，仍保存着一份由江南机器制造局总管徐寿签发给傅兰雅的聘书，写明聘期为3年，但他在翻译馆工作了漫长的28年。由于他为中国传播西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得到清政府的嘉奖，被授予三品官衔。

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美国人。咸丰十年（1860年），偕夫人来上海传教。同治三年三月经冯桂芬介绍，担任上海广方言馆首任英文教习，聘期6个月。期满后参加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工作，后又再次受聘担任英文教习，直到光绪七年。这期间，他上午教书，下午译书，十六年中译述了《欧罗巴史》《万国史》《格致启蒙化学》《格致启蒙天文》《列国陆国制》等10余本有关外国历史、地理及自然科学的著作。他主办了《万国公报》，与上海的《申报》并称当时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报纸。

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英国人。道光二十六年，伟烈亚力来华致力传道、传播西学，并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伟烈亚力又和李善兰合作，将利玛窦、徐光启在200多年前翻译了一半的《几何原本》，继续翻译出来，称为《续几何原本》。二人合译的作品还包括《数学启蒙》《代数学》《代微积拾级》，第一次将解析数学引入中国。当今我国数学方面许多专用名词术语，仍然采用伟烈亚力那时的汉译。他不仅对西学东渐做出重要的贡献，在东学西渐方面的工作更是功不可没。他于上海出版《中国文献录》一书，介绍了2000多部包括古典文学、数学、医学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中国古典文献，至今仍无人企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