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古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持续十数年，后勤补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客观地说，虽然湘军比八旗、绿营要勇猛敢战，但相比革命性更加彻底的太平军来说，还是稍逊一筹。但是，太平军没有建立足够多的根据地，粮饷补给匮乏。太平军常常出发前，只带几月口粮，进入战地后，等粮饷耗尽就必须迅速撤离。湘军针对太平军补给不足的这个特点，采取长时间合围的战术屡试不爽。
摆在曾国藩面前最棘手的问题是钱和粮的问题，他承认“今之办贼，不难于添兵，而难于筹饷”。[29]
自湘军创立之初，清廷将其定位为“团练”，把它看作是正规军的补充，要求经费自筹。话说回来，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18世纪70年代晚期，清政府国库至少有8000万两，乾隆时代结束时约有6000万两。嘉庆元年（1796年），爆发川楚白莲教大起义，清政府经过十二年才完成镇压，前后耗费军饷白银一亿两。鸦片战争和太平军兴后，清政府出现严重财政危机，甚至面临破产的危险，咸丰八年（1858年）时户部存银只剩区区5万两，对“经制兵”的俸禄都不能及时足额保证，更别说湘军等地方军队了。所以，曾国藩只好自筹兵饷、就地筹饷。
这项任务何其艰巨。咸丰三年，湘军建立之初水陆两军人数众多，每月需要饷银8万两，湖南一省无法负担，需要邻省协助支持。到同治三年（1863年），各路湘勇只增不撤，兵员规模突破20万人，仅曾国藩直属的就有12万人，每月需要饷银40万两，但他只得到外省协饷20万两，其余一半没有眉目，每到战事紧要时刻，曾国藩便为粮饷的事儿犯愁。
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各地用钱的地方很多，又因地方本位主义作祟，除湖南、湖北外，其他各省对协饷湘军并不热心，屡生龃龉。比如，同治二年，沈宝祯虽由曾国藩保举担任江西巡抚，但因为本地军队开支较大，不经商量就截留漕折四万两，让曾国藩极为恼怒，二人关系就此恶化。
曾国藩筹饷，主要有以下几条路径：
（一）捐输与捐纳。
开捐是康熙朝时创立的，这是湘军初期采用的主要方法。湘军在衡阳练兵时，就设立劝捐局，到湖南、江西、四川等地劝捐。
捐输主要是民间出于各种原因，自愿给政府捐款。湘军进入一个新地方，或尚未被太平军占领，或从太平军手上收复，当地士绅往往给湘军贡献资金，作为维持费。比如，安福县丁忧在籍的道员蒋征蒲是湖南首富，个人一次捐资达十余万两，钱四十万串；衡阳杨氏大户湖北巡抚杨健之子捐银数万两。也有些地方以捐款换取增广学额，即增加本地区的科举录取名额。比如，湖南绅局集体捐资，解往曾国藩军营，以此获取学额，发展本地教育。铭（刘铭传）、树（张树声）两军报效三十一万两，增广安徽乡试永久性学额文武各一名、合肥一次性学额文武各三名。
至于捐纳，说白了就是以官为市、买官卖官。通过由政府制定条例，定出价格，公开出售，并形成制度。道光时期，为解决财政危机，清政府开始将捐纳作为主要的敛财之道，每年平均收入100多万两。咸丰即位，开办《筹饷事例》，原定一年为期，但太平军规模越来越大，只好宣布无限期开办下去。按照程序，应该是先交钱，汇总上缴给户部，然后再由吏部颁发经皇帝批准的任职执照。但是这种做法运转时间较长，来得不够直接、过瘾。为提高效率，咸丰进行了创新和改良，让吏部直接下发空白执照，制定各类官职价码，根据捐纳数额由省级政府填发执照，定期汇总上报。从此，卖官鬻爵成为一手交钱一手发照的直接生意。咸丰三年冬，骆秉章把这样一批执照直接转让给湘军总部，作为筹饷的“兑换券”，此项一度成为曾国藩早期经费主要来源。
捐纳的负面效应明显。一是捐例广开，名器不尊，人们把仕途当作钱生钱的工具，而非为民造福的岗位。二是红顶子满天飞，出现大量冗余人员，仕途严重拥塞，官员队伍素质下降。晚清流行一副对联：三品天青褂，六味地黄丸。讽刺某药铺掌柜花钱当上三品官，会的却只是卖药丸。三是劝捐发展到军营内，有的士兵被欠饷，军营便以命令的方式“说服”其答应捐纳，给个头衔，抵消工资，这实质上是一种“勒捐”，非常影响士气。事实上，道光中期捐一名监生需要150两，到咸丰七八年时只需17两，花90多两银子就能当上从九品。当满大街都是捐来的知县知府时，人们也就不稀罕了，参与捐纳的积极性明显下降。(https://www.daowen.com)
从曾国藩看来，捐输与捐纳效果不大，却引发了不少军地矛盾，基本难以维持，所以后期较少采用这种手段。
（二）征收厘金。
这是湘军饷源军需中比重最大、影响最深远的筹饷方法。最初由刑部侍郎雷以诚设立，即派兵在交通要道设置关卡，向过往商贾征收一定比例的税金。厘金分四类，百货厘、监厘、土药厘及洋药厘，税率从4%至10%不等。自1853年至1864年，此项目平均每年1000万两，共计1.1亿两。[30]厘金的发明解了清政府和湘军等地方军队的燃眉之急。
康熙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为稳定农民阶级，做出过“盛世人丁永不加赋”（人头税的总数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基数固定，永不增加）的承诺，人口增加，税收却没有增加。曾国藩虽然筹饷艰难，但是不敢直接触碰农民阶级利益，以致引火烧身。儒家历来重农轻商，曾国藩认为“病商之钱可取，病农之钱不可取”，[31]选择把手伸向士绅和商人。
咸丰五年左右开始，曾国藩采用抽厘的方式筹饷。咸丰五年至七年，湖南厘金局通过抽厘充实藩库军需107万两。他出任两江总督后，咸丰十年至同治四年，先后在江西、湖南、安徽、江苏、广东等省征收厘金，是全国揽利最广的地方大员。镇压太平天国期间，湘军共报销军费2000余万两，其中厘金占1600多万两。曾国藩说：“东南用兵十年全赖厘金一项支持。”[32]所以，不少人认为厘金是清政府在与太平天国作战时反败为胜的关键。
（三）其他方式。
盐税。无论什么时候，人们对盐的需求都是刚需。而且，两淮盐政属于江督专任。曾国藩一任江督，便从盐税下手，制定《江淮运行西岸章程》《淮盐运行楚岸章程》，设立各类招商局、督销局，组织食盐运输，从中抽取盐税。盐务筹饷有四种方式：以盐税抵饷，发行盐票，抽取盐厘，军队直接卖盐。
协饷。湘军出省作战，以他省协饷为补充。咸丰三年（1853年）至咸丰六年，共收协饷二百八十九万余两。数额还是比较可观的。除了清廷统一协调安排外，曾国藩还利用私人关系请求支援，比如胡林翼、李鸿章、骆秉章、耆龄等都协济曾国藩，大大缓解了军需压力。
丁漕。就是田赋。全国除江苏、浙江，每年征实物白米100万石外，其余各省均折征银两，称漕银。雍正时废丁赋，丁漕合一。湘军东征，咸丰三年十月奏请提用湖南漕米三万石，咸丰五年又奏请在江西漕折中提用数万两。咸丰十年，曾国藩总督两江，奏请江西每月拨漕折银5万两。为了不增加农民负担，曾国藩着力改革漕政，剔除浮收陋规，把经办人员的“好处费”归公。
关税。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五口通商章程，海关设洋关和常关，常关由地方督抚支配，洋关由外国人把持，地方大员可以奏请调拨。咸丰六年二月，曾国藩奏请在上海关税项下，借拨银十万两。同治二年四月，奏拨江西关税每月三万两。
通过上述途径和方式，粮饷源源不断供给湘军，支撑了其薪酬体系高位运行。但是，毕竟军队规模大、战线长，总体上粮饷仍然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