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内涵上看，外交人才是洋务人才的一部分，都是与外国人打交道，但两者又有差别，不能完全等同。在“中体西用”的方针指导下，洋务人才主要围绕发展产业特别是军工产业进行活动，从事的工作集中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而外交人才则主要负责处理与外国的关系，看似务虚，却也非常重要、不可或缺。
外交古已有之，鸦片战争后进入新阶段。一方面，中外交往的范围更广、活动更密集、矛盾也更尖锐；另一方面，清政府身体进入新阶段，思想停留在旧时代，一直居高临下，以“无所谓外交，理藩而已”[2]的态度与西方交往，但很快这种俯视变为平视，继而变为仰视，昔日“天朝上国”的世界观轰然崩塌，“天下”的概念逐渐被“国家”的概念所取代。
不论是被动还是主动，晚清正式进入了世界外交政治体系，随之出现了一批职业、半职业的外交人才。湘军身处统治中枢之外，对外交并无决策权，但因其手握地方大权，极获清廷倚重，所以，他有一定的建议权和影响力。他们通过与西方人的交往，形成了一些外交方面的认识和心得，对晚清外交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曾国藩很少直接参与“夷务”，对外交“隔岸观火”，与同时代的官僚、士大夫一样，深受“华夷观”和“王朝观”的影响，不仅视西人为“食毛践土、丧尽天良”的夷狄，而且期盼着“不知何日罪恶贯盈，始得聚而歼灭”[3]。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他在赠给郭嵩焘的诗中谈到了英军入侵，其中一句是这样写的：“螳螂竟欲挡车辙，髋髀安能抗斧斤？”[4]什么英军法军，尔等都是挡车的螳螂、撼树的蚍蜉！
在军事斗争中，湘军领教了西方“落地开花炮”的厉害，开始从物质层面了解西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列强的贪婪得到暂时的满足，双方达成所谓的“和局”。此时，湘军对洋人的态度已经有了180度的大转变。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曾国藩与幕僚有一段关于“夷务”的讨论，集中体现了他的外交观。当天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
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日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为下手功夫。[5]
第一层意思是，列强并未伤及我朝根本，要与西方化干戈为玉帛。保守、退步意味明显。第二层意思是，要抓紧行动起来，自我振作，壮大实力。这是曾国藩外交的总基调，即他提出的“和戎”与“自强”的外交理念。
曾国藩当然明白“和戎”政策历来被世人所非议、指责，“古来和戎，持圆通之论者，例当世所讥，尤为史官所贬，智者有戒心焉”[6]。有识者虽知战不可恃，然不敢一意主和。在这种背景下，他仍然坚持提出“和戎”策略，主要是基于实力的考量。外交实质上是一门妥协的艺术，无论强国弱国都要学会妥协，只不过是弱国妥协更大一些而已。正所谓“弱国无外交”，就是这个道理。
他指出，附强不附弱、弱肉被强食是自然法则，也是国际交往的规则。特别是西方人遇事专论强弱，不论是非，“中国兵疲将寡，沿江沿海诸省毫无豫备，西洋各国穷年累世但讲战事，其合从之势，狼狈之情，牢不可破”[7]，如果以当时的国力与列强硬碰硬，实属毫无把握，后果不堪设想，中国目前只能委曲求全，不可意气用事。(https://www.daowen.com)
从曾国藩言论来考察，他提出“和戎”意图是通过与列强保持良好关系，营造和平的发展环境，为自强争取时间和空间，最终达到御侮的目的，是权宜之计。他明确表示，“和戎”与“自强”是相辅相成的，且“自强”是根本。这对今日国际外交也有一定启示。
同治元年，他在给王家壁的信中说：
我苟求胜于彼，不必锱铢较量，尤其不在语言文字。但令中国之官必廉必正，中国之兵能战能守，自上至下，事事可以对人，使彼无轻视之心，而后有敬服之渐，庶几潜移默运，转弱为强。今审势量力，茫无足恃，一时快意，不过扬汤止沸，将来召侮，仍不免掩耳盗铃。[8]
意思是说，目前我方实力不济，只能维系和局，韬光养晦，官廉洁、兵能战，才能渐图自强。若无自强之实，而徒有争气之言，嘴上喊打喊杀，逞一时快意，不仅无益，反而有害。
采取“和戎”策略的另一个考量因素，是国内的政治军事形势。当时农民运动此起彼伏，清政府集中精力“剿抚”都未能完全平息，甚至一度处于下风，对西方列强当然是能和则和、能用则用，不宜另生枝节。可以说，曾国藩的外交策略，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当时客观环境的制约，力求在“理”（规则）与“势”（实力）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他曾经在奏稿中表露心迹，提出“理势并审，体用兼备”的主张：
中外交涉以来二十余年，好言势者，专以消弭为事，于立国之根基、民生之疾苦置之不问。虽不至遽形决裂，而上下偷安，久将疲苶而不可复振。好言理者，持攘夷之正论，蓄雪耻之忠谋，又多未能审量彼己，统筹全局。弋一己之虚名，而使国家受无穷之实累。自非理势并审，体用兼备，鲜克有济。[9]
他分析了外交领域的两种人、两种极端：有人仅强调实力，对于纷争极尽安抚之能事，对国难民患置之不顾，导致一种苟安的社会风气；有人仅强调规则，喊着攘夷、雪耻，但没有做到知己知彼，最终自己落得一个爱国敢战的好名声，遭罪的却是国家。对于这一点，李鸿章比曾国藩体会更深刻，毕竟他挨骂最多。晚年李鸿章曾经对他人抱怨：
天下事，为之而后难，行之而后知。从前有许多言官，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盛名鼎鼎；后来放了外任，负到实在事责，从前芒角，立时收敛，一言不敢妄发；迨至升任封疆，则痛恨言官，更甚于人。[10]
总体而言，曾国藩外交方针非激进主义，也非投降主义，而是一种保守主义。清人黄遵宪评价曾国藩时指出：“其外交政略，务以保守为义。尔时内乱丝棼，无足怪也。”[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