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爱才的人很多，但舍得下功夫培养人才的不多。

虽然曾国藩不如左宗棠那样对科举恨之入骨，但他同样不主张对科举过分投入。他在给曾国华的家书中说：“年过二十，不为少矣，若再抚墙摩壁，役役于考卷截搭小题之中，将来时过而业仍不精，必有悔恨于失计者，不可不早图也……此误人终身多矣。”[58]科举制度虚耗青春，误人子弟，培养不出真正的人才。所以，曾国藩不得不坚持选育并重，亲自培养人才。

他总结自己培养人才的办法有三条：课读、历练、言传身教。

所谓“课读”，即要求幕僚、属下积极读书学习。他不仅亲自布置题目，而且亲自检查验收。在战事不是很紧张的环境下，曾国藩组织对幕僚进行考试，频次不等。比如，同治元年，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夜，接课卷二十余篇。盖初六日余出策题一首，拟告示一道，令忠义局及各员应课，至是始交卷也。粗阅一过。”[59]

景德镇失陷，祁门、休宁等地告急，“米粮接济已断，军民坐困其中，如何设法支持”，曾国藩就要求忠义局与营务处、粮台提出对策。[60]同治元年，在围攻南京最关键的时刻，担任主力之一的多隆阿因不满安庆之战功高赏薄，率精锐之师远走陕西。曾国藩就此出了一道题，令幕僚们提出解决方案。五月二十三日，赵烈文在日记中说：“大军会攻金陵，捻军进逼长安，关中糜烂，京畿震动，皇帝令多将军撤金陵之师西援陕西，总督命幕下议其事。某献策多将军留攻金陵有四宜，西援关中有五不可。”对于赵烈文的这篇《多将军会攻金陵或援陕西议》，曾国藩认为可行，并据此向清廷上奏，请求把多隆阿留下来继续攻打南京城。

据《清稗类钞》记载：“曾文正公之督两江也，大事章奏，必令幕府诸贤各创一稿，然后审择点窜，亦有一字不易者。”[61]可见，曾国藩对幕僚的考试既是历练政事，也是听取意见建议。至于幕僚提出的对策，行或不行，采纳与否，曾国藩有选择地进行交流讨论，这使幕僚受益匪浅。(https://www.daowen.com)

吴汝纶曾经先后进入曾国藩、李鸿章幕府，对两者的区别作出论述：

（曾国藩）每办一事，无适莫心，无入己见，但详告事由，命诸同人各拟一稿以进，择其最善者用之，且遍告曰：某君文佳。倘皆不合，始出己文。如有胜己者，则曰：吾初意云云，今某君文胜吾，吾用之矣，即将己稿弃云。于是人争自琢磨。事理愈细，文思亦愈精。

（李鸿章）每办一事，必出己意，曰：吾欲云云。合其意者用之，不合其意者摈之，无讨论，无切磋，于是人争揣摩其意，无越范围者，而文思乃日隘。[62]

曾国藩办事有度量，让幕僚出谋划策比较民主，谁的方案好就用谁的，决不刚愎自用。而李鸿章，凡事以自己的意见为主，“我要我觉得，我不要你觉得”，较少讨论。或许是这个原因，吴汝纶感觉辅佐曾国藩时，每日都有进步，辅佐李鸿章时，十几年依然故我。

曾国藩利用茶余饭后的间隙谈古论今，向幕僚传授自己的读书心得和实践经验。对于不在身边的幕僚，曾国藩则以通信、批示等形式教育指导。比如，李榕下部队临时带兵期间，蒋嘉械整顿厘务期间，程桓生主持江西盐务督销局期间，曾国藩都连番去信，有针对性地给予指导。

不遗余力地教育让幕僚人才颇受感动，如在《上曾侯相书》中，薛福成充满感激地说：“余从公八年，前后出入幕府共事者三十余人，多一时贤俊。余颇得晨夕晤谈，以扩见闻，充器识，皆文正提奖之力也。”[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