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总体上，曾国藩对待僚属较为宽仁，对犯错误者能够诚恳指出，帮助改正，但是必要时也能痛下重手。他认为，害群之马不可不除：“榛棘不除，则兰蕙减色；害马不去，则骐骥短气。”[7]
曾国藩根据问题的不同类型、难易程度，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
第一种，对于触及根本利益的，毫不留情，以儆效尤。如，陈由立事件。
鲍超营中一名副将陈由立，因为发展得不如意，想投奔河南巡抚郑元善。遭到曾国藩拒绝后，陈由立就托病请假，擅自离营回乡募勇，带着郑阳和、余大胜等湘军营官，打算另立山头。
同治元年五月间，曾国藩为处理此事连出五招，全面封杀陈由立。
首先是给郑元善写信，封堵陈由立的去路。他指出，海内一家、楚才晋用本无伤大雅，我不会为一名将领而不顾大局，但是陈由立从勇丁升至总兵，长期隶属鲍超，鲍超待他不薄，可他不问轻重缓急，一听到河南调令便要带人投奔，我恕难同意。何况，他不忠诚于安徽（指曾国藩），怎能忠诚于河南（指郑元善）？我近来用兵十余省，如果别人都效仿陈由立，队伍就不好带了，所以要严劾。
其次是给毛鸿宾写信，要求予以制止。他告知陈由立“叛逃”河南一事，指出“此风一开，各处军纪皆弛，所关极大，弟不能不认真严办”。[8]并要求毛鸿宾制止陈由立招兵买马，并派人押解郑阳和等到湘军大营。
第三是给督办河南团练的毛昶熙写信，进一步封死去路。信的内部大致与给郑元善的相同，主要是解释自己为何这样做。
第四是给左宗棠写信，要求将相关人等押回。陈由立带走的余大胜等人跑到左宗棠处，曾国藩要求左宗棠把人交给他，一肃纲纪。(https://www.daowen.com)
第五是给清廷上奏折，陈述此事利害，争取上级支持。他不仅建议将陈由立革职，而且连带相关60余人一撸到底、全部革职，给那些朝秦暮楚、见异思迁的人敲响警钟。皇帝当即批准。
曾国藩通过抓这个反面典型，树立了团队良好风气。
第二种，对情况复杂的，他采取恩威并济、各个击破的办法进行处理。如，处理哥老会问题。
同治六年六月，下属刘崑向曾国藩报告哥老会问题，建议上奏清廷下旨予以清剿。曾国藩回信说，哥老会众虽多，但以湖南、湖北、四川三省最多，三省中又以湖南最多；就湖南而说，以长沙府最多，衡州、永州次之，其他不必深究。而在长沙府内，又集中在湘乡、湘潭、长沙、善化等县。这样一番分析下来，哥老会的问题只重在几个地方，全是湖南一省的问题，实在没必要弄得全国沸沸扬扬。
他进一步推出他的治理方案，一是“告讦之胁从概从宽宥，以绝株累诬扳之风”；二是“访获之头目必置重典，以杜煽诱猖獗之渐”，只有这样，“外宽内严，恩威并济，不过数月必有大效”。[9]
意思是，对首要人物要从重处罚，坚决打掉这个苗头；对胁从人员则要从轻处理，以免扩大打击面，反而引起不必要的串联。
第三种，对将要发生严重问题的，及时告知提醒，并限期改正。如，处理游击（相当于营官一级）叶光岳的问题。
叶光岳刚到湘营时，英气外溢，曾国藩十分喜爱，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但自从简放哨官后，沾染营伍习气和官场揣摩猜忌的作风。咸丰八年，叶手中有了一点权力，所管亲兵反映他待人不诚、说话没有信用，不能服众。曾国藩多次当面斥责，但一直没有改正。如果就此放弃不用，又觉得他聪明过人，有点可惜。
曾国藩决定再给叶光岳最后一次机会，要求叶记住三条：第一说话要谨慎，不可随口编凑谎话；第二要耐劳苦，莫学文弱、浮薄、傲惰样子；第三心窍要正，要直，不可歪曲，与人耍心机。曾国藩下了最后通牒，要求叶限期改正：“若三个月毫无长进，即行革去。”[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