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曾国藩认为，要发挥出人才最大的效用，必须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岗位上，做到“因量器使”。他在笔记中指出：

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嫠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斫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则龃龉而终无所成。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2]

说的是，药虽好，不对症不行；才虽贤，不适用不行。他形象地说，攻城锤不可以堵洞穴，老牛不可以捕鼠，千里马不可以守城门，千金之剑劈柴火不如斧头，三代之鼎耕田不如犁耙。人才只有用当其时、用当其事，才会发挥神奇的效用。否则就会碌碌无为、一事无成。

曾国藩认为，对人才应该“取之欲广，用之欲慎”[3]，一方面以“广收”为策略，每有投效之人，他都一概予以礼遇，先发给少量薪水；另一方面，又坚持“慎用”的方针，慢慢观察其才能大小，再安排相应的职位。(https://www.daowen.com)

善于治军、有胆气血性者派去领兵打仗，谨慎心细者派去办理财务、筹措粮饷，善于制造器械者安排到制造局，文学优长者担任秘书办理文案，讲习性理者采访忠义、以文化人，学问渊博者校勘书籍，等等。曾国藩“虽于幕府外设立书局、忠义采访局以安置士人之贤者，而给俸仅足赡其家，但能随人之才以成就之，故归之者如流水”。[4]

只要有一技之长，曾国藩都能另眼相待、为我所用。他曾说：“军兴以来，每见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艰苦者，无不见用于人。”[5]比如，有一个叫罗伯宜的小吏，不用加夜班每天就能写1.2万个小楷字，曾国藩每月给他开30两的薪水，其他人提出不服。曾国藩却认为，公文较多时，特别是给朝廷写奏折时，就需要写字又好又快的人，罗伯宜一个人能顶三个人用，值得享受这么高的待遇。

做到“因量器使”的基础是知人。曾国藩留心考察下属，且阅人识人眼光老辣独到。比如，他认为李元度猛进有余，好谋不足；唐景皋长处在肯任事，精力过人，短处在自炫；张运兰有坚韧之操，而非将多之才；张凯章诚健者，其军亦特为江右官民所敬爱；萧浚川年五十余，英姿尚自飒爽；刘印渠在军七年，颇厌兵事，而其下得贤将领三人江味根、李明惠、刘岘庄，为他军所不及……基于以上判断，曾国藩用人得以扬长避短，恰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