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过程理论

自进步时代开始，威尔逊、古德诺以及怀特等人认为应把政治和行政分离，从政治学学科中把公共管理学科分离出来，将公共管理学科设立为独立的一门学科。勒纳和拉斯韦尔（1951）撰写的《政策科学：范围和方法的新近发展》，是现代政策科学独立成为一门学科的标志。拉斯韦尔将现代政策科学划分成“过程的知识”和“过程中的知识”两部分。“过程的知识”主要研究政策过程的科学性，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政策的过程；“过程中的知识”主要研究政策的制定和评测，给政策的制定者提供精准有用的政策信息。政策过程理论现已成为公共管理学科的重要部分，属于“过程的知识”的内容。

第一代政策过程理论产生诞生的标志是拉斯韦尔的七阶段理论。随后，20世纪70年代，琼斯提出了六阶段论，安德森提出了五阶段论。80年代以后，学者们对政策过程阶段进行更多更深入的研究，其中萨巴蒂尔在《政策过程理论》中提倡建立更科学合理的理论框架，提出“阶段启发法、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多源流理论、倡导联盟框架、政策扩散理论、间断均衡理论以及社会构建与政策设计”的7个核心，标志着第二代政策过程理论的诞生。第二代政策过程理论相对来说对政策的解释更合理，尝试构建概括性的理论框架把实际问题概念化和模型化。美国的《政策研究期刊》曾深入介绍第二代政策过程理论的内容，认为第二代政策过程理论经过多次发展革新，其理论框架已日益成熟。但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各个理论框架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等问题日益显现。紧接着第三代政策过程理论渐渐兴起，尝试构建集成性分析框架，给政策过程理论研究创造一个共同平台。第三代政策过程理论主要包含六类理论，分别是制度集体行动框架、生态博弈框架、稳健性框架、集体学习框架、解释学框架和政策政体视角，将第二代政策过程理论进行发展和革新。

西方学者对中国政策过程的研究从1949年开始，1949—1990年间，大体分为精英模型和派系模型等。1980年后，“碎片化威权”理论被西方学者作为基础理论对我国改革开放后政策过程展开研究，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政策过程理论。此后，西方学者不断深入研究和分析中国政府的政策过程，也进一步发展和创新了“碎片化威权”理论，提出了“各自为政模型”和“竞争性说服模型”等代表性理论模型。由于西方学者意识形态的偏见，过去20年我国学者从议程设置、政策制定或执行等角度，尝试对政策过程理论展开研究，其中最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理论主要包括王绍光、樊鹏、陈玲、薛澜等人的“共识决策模型”；王绍光等人的“集思广益模型”；贺东航、孔繁斌等人的“政治势能”理论；陈振明、庄垂生等人的“政策变通”理论，“路径-激励分析框架”，“层级推动-策略响应”，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理论，“上下来去”模型和“共识民主模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