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开始全球化研究以来，我和中央编译局的殷叙彝先生，以及其他同事合作翻译出版了《全球化陷阱》、《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与世界》、《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全球化与政治》等书籍。我们翻译出版国外的全球化学术著作的目的，就是要向国内读者介绍国外全球化研究的思想动态和理论状况，力图推进国内的全球化研究。秉承这一宗旨，我在调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以后，继续组织翻译了这本《全球政治与全球治理》，作为黄宗良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间成果，奉献给国内广大读者。

2000年上海的一家报纸曾经谈到，目前国内开展的全球化研究是历年以来在学术研究与国际接轨方面做得最好的。深入了解国外学术动态，准确把握和判断各种不同学术流派的不同观点，这是实现“国际学术接轨”的前提条件。现在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世界的北方还是南方，无论政治上的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无论是政界、经济界、学术界、还是大众媒体公共舆论界，也无论哪一个学科门类，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化学，甚至包括一些自然科学学科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全球化辩论，并且从全球化的视野出发，对于自身的学科建设开拓出许多新的科研领域，甚至对于整个学科的体系进行变革和改造。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正在经历，并且积极推动了一场正在实现“全球化的全球化辩论”。

从世界范围来看，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全球化辩论发展到今天，似乎真的走到了“全球化的极限”。最近读到中央编译局杨雪东博士主持翻译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的学术著作《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据说，这本书被西方学术界称为“五星级著作”，并列入英美许多大学相关课程重要的参考书目。可以说，这本书把全球化研究推向了极致。它认为，整个人类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全球化的历史，它从源远流长的古代文明的世界交往开始讲起，一直讲到今天的全球化。在这里，全球化绝非仅仅限于一种经济现象，它涉及政治全球化、军事全球化、居民人口迁移的全球化、社会文化的全球化以及生态环境的全球化等等。全球化似乎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神奇大口袋，无论什么东西都可以装进去。全球化似乎又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神秘幽灵，几乎没有一个领域可以摆脱全球化。几年来，人们心惊胆战地谈论金融投机与金融风险的全球化，谈论核武器威胁、非法销售武器和暴力冲突的全球化，谈论水资源减少、物种灭绝、气候变暖等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灾难的全球化，谈论失业、贫困、文盲与各种社会排挤的全球化，谈论各种黑社会组织以及贩毒、贩卖人口、卖淫等有组织犯罪行为的全球化，谈论各种病菌、病毒传染的全球化。最近德国一家杂志（《新社会/法兰克福杂志》，2001年4月）谈到法西斯主义的全球化，提醒人们注意国际互联网的先进技术如何帮助西方法西斯组织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影响。无怪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了“全球风险社会”的研究命题。

“因为问题正在全球化，而政治也必须全球化。因为一种逐条逐项的、反应性的危机治理已经很不够了，所以必须建立新的秩序结构。如果要想使21世纪的世界能够得到治理，就要使用不同于刚刚结束的这个世纪的另一种方式进行治理。”——这是德国杜伊斯堡—格哈德·墨卡托大学教授弗兰茨·努舍勒先生在本书收录的《全球治理、发展与和平，全球秩序结构的相互依存》中所说的话，也可以算作是对于本书标题《全球政治与全球治理》所做的注解。从思维逻辑的角度来说，他的话是完全没错的。我们之所以要研究政治领域的全球化，基本原因就在于此。

如同经济全球化一样，政治全球化的行为活动主体也是多元的。绝对不能仅仅理解为某一件事情，例如绝对不能把政治全球化仅仅归结为美国霸权，即整个世界的美国化。或者在世界范围内对于美国模式的模仿和依赖。政治全球化肯定包括美国权势集团、美国的政治经济精英大力推行的全球化发展战略，但是，它肯定不仅仅局限于这方面的内容。政治全球化所涵盖的内容肯定是无比宽泛和无比广大的，至少还应该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其他民族和国家在政治领域的全球化应对战略。

在这里，我想借用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对全球政治所下的定义：“全球政治作为一个术语，非常形象地描绘了政治关系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扩展与延伸，以及政治权力和政治活动跨越现代民族国家的界限、无处不在的这样一种现象。在世界某个角落所做的政治决定和发生的政治行为会迅速地传遍世界，并获得世界性的反响。此外，各个政治活动中心或政策制定中心可以通过快捷的信息传播途径连接成复杂的决策和政治互动网络。与这种扩展相连的是全球政治活动产生的、通常是更向纵深发展的影响。作为一种结果，全球层次的各种发展几乎在同时就能对世界各地产生影响，反过来亦是如此。”[1]

研究政治全球化不能不提到美国霸权。加拿大左派学者、《社会主义文摘》杂志主编奇利奥·帕尼在《全球化与国家》一文中提出了“国家国际化的概念”，他反对眼下流行的经济全球化削弱民族国家主权的看法，认为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民族国家政府不是被削弱，而是被国际化。他引用罗伯特·考科斯1992年在《社会主义文摘》杂志上的一段话说：“没有一种明确的政治的或权威的结构。但是有些事情还是可以用一个法文词‘星云状态’，或用没有政府的治理的概念来描述。”“在全球共识的官方看守人中间，有一个形成共识的跨国过程。这一过程产生了并已取得了共识，以及受到全球化意识形态支持的指导性原则，这些原则传到了各国政府和大公司的决策渠道……这种集中化的政策影响对各国政府的决策性冲击可以叫做国家的国际化。它的共同特征是把国家变成一个从全球经济到民族经济的传送带。而在这以前，国家起的是保护国内福利不受外部干扰的屏障作用。国家内部的政治权力集中在那些与全球经济最密切的机构——总统和总理的办事机构、财政部和中央银行。那些与国内经济有较多联系的机构——产业部、劳工部等等——变成了从属机构。”[2]

奇利奥·帕尼在文章中以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墨西哥、加拿大为例，具体叙述了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在这种“国家国际化”的过程中如何充当美国新自由主义霸权统治的传送带。他反复强调，1945年以后，“经济生产权力的力量对比决定性地转向美国，美国在苏联势力范围以外的世界占据了不容置疑的领导地位。”“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在布雷顿炮制出来的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框架内——在对这些不断监控的情况下，倡议并批准成立新的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依附美国政策的一种表现——通过对各种不同国际形式的组合，站稳了脚跟”。他指出，“美国财政部曾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其他机构将它自己的政策标准国际化，并在世界经济中渗透。”在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一种重新限定国家作用的新的理论是由各种非官方组织——三边委员会、比尔堡会议、罗马俱乐部和其他有声望的论坛——在对意识形态进行修改时共同提出来的，并在以后得到了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类国家官方机构的认可。”考科斯把这种理论归结为“撒切尔—里根超自由主义国家模式的支配哲学”，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全面渗透，这是我们近年来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

在国外的全球化研究中，有人把全球化定义为世界的美国化，也有人说成是世界的欧洲化。这两种说法的共同含义就是指起源于欧洲的、在美国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政治上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在世界范围的普及和推广，或者说，是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化。这两种说法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各自强调自身特殊的发展模式。

因为长期从事西欧研究，我对于在全球化国际讨论中西欧社会民主党人的声音怀有一种特殊的兴趣。我在2000年曾经翻译出版了里斯本小组集体撰写的《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这个小组的成员基本上属于社会民主主义派别的知识分子。他们在这本书中一方面批评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发展战略，批评美国霸权，另一方面原则上提出了社会民主党的全球化方针。去年，中央编译局的柴方国先生翻译出版了原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奥斯卡·拉封丹的《不要害怕全球化》，这本书基本可以代表社会民主党左派的立场。

国际上流行的看法认为，经济全球化削弱了民族国家政府对于本国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从而挖掉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社会福利国家进行收入再分配的行动能力，从而使战后在西欧社会中一度曾经非常成功的社会民主主义发展模式陷入危机。本书收录杰弗里·加勒特的文章《全球化与政党》则集中反驳了这种看法，为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生命力进行辩护，作者的结论是“左翼政治权力与减少市场造成的不平等的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被全球化削弱，更确切地说，它在一些重要方面反而加强了。”

弗兰茨·努舍勒的文章《全球治理、发展与和平，全球秩序结构的相互依存》集中论述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全球化战略。他把这个战略的起源追溯到20年以前发表的《勃兰特报告》。他引述维利·勃兰特的话说：“无论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反正我们正在面对越来越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总体上涉及整个人类，所以，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必须国际化。各种危险和挑战——战争、动乱、自我摧毁——都在全球化，这就要求一种世界内部政治，它要超越宗教的视野，而且远远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努舍勒进一步解释说：“人们把对于全球化挑战寻求答案的尝试称为一种全球政治或者世界内部政治、另一种世界秩序政治或者全球结构政治，同时更多地成为全球治理。在维利·勃兰特推动建立全球治理委员会以后，这个概念被引入国际辩论。但是，人们把这个概念与各种不同的设想结合在一起。”确实，全球治理这个概念的具体含义，也就是说，在由谁治理、如何治理的问题上，答案是多元的。努舍勒在文章中对于美国的政治霸权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21世纪初，全球治理事实上是一个十分脆弱的方案。克林顿政府转向一种单边主义的霸权政治，企图破坏多边主义的协调合作方案。”但是，实际上“仅仅这个孤独的超级大国自己，或者在北约联盟内都无法解决世界的治理问题。在一个多中心的喧嚣世界里，霸权主义的世界秩序观念是没有前途的。”努舍勒对于北约投入科索沃战争也提出了批评：“北约自我授权进行反对南斯拉夫的空中战争，不仅——损害了联合国宪章——向使用暴力的垄断授权提出了挑战，而且加强了人们对于为了阻止严重损害人权而进行的人道主义干涉的怀疑。”努舍勒提出：“为了不使全球治理理论沦为空想，要求建立一系列管理机构，深入规范国际合作的各种政治领域；建立国际刑事法院，制裁世界范围的反人道罪行；为了改善人权状况、发展法制国家，通过发展政策中的相应的协调与资助手段实行一种干预政策组成一个国际市民社会，使政治不再单纯成为政府的事情；尝试召开世界代表联席会议，协调合作处理最紧迫的世界问题。”[3]

我们知道，在努舍勒提出他的全球治理设想以前，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曾提出一个全球治理方案，里斯本小组在《竞争的极限》这本书中也曾积极宣传建立一个“协调合作的全球调控体系”。这些都属于对于未来世界的设想。也许是欧洲联盟的建立提供了民族国家区域联合的成功经验，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对于世界范围的民族国家联合抱有特殊的兴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汉斯·约亨·福格尔最近在一篇文章（《千禧年的思考》）中说：“我认为下一个世纪最重要的任务是创造有操作可能性的世界机构，永远摒弃作为解决争端手段的战争。”奥特弗里德·赫弗进一步提出了“辅助性的和联邦式的世界共和国的公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德特勒夫·阿尔贝斯与赫尔曼·施温格联名发表文章《欧洲的全球化与社会民主主义》，明确提出“欧洲全球化”的口号，要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欧洲文明。他们说：“欧洲文明的全球性美好时光还没有过去。因此很重要的是，不应仅仅把欧盟理解成真正的目标，即辅助性的和联邦式的世界共和国实现之前的一个过渡阶段，而是应当强调它在规范上的独特性。欧洲的社会民主和经济民主不仅走在世界共和国的前面，而且提高了我们可以据以设想这种世界共和国的性质和尺度。”[4]阿尔贝斯和施温格的文章是根据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委员会在2000年9月29日召开的柏林会议讨论基础上写作的。这个党正在筹备修改基本原则纲领，估计“欧洲全球化”的思想将会写入未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新纲领，无论是从社会民主党研究还是从全球化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都值得高度重视。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利希·贝克近年来主编出版了许多研究全球化的学术著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本书收录了他的一篇文章《全球化时代民主的两难处境》。贝克显然属于西欧知识分子左翼，他把欧美政治精英们近年宣传的“全球邻里关系”、“全球责任”破译为“用另一种手段继续推行西方帝国主义政策”。(https://www.daowen.com)

贝克说：“在冷战终结、欧洲军事对峙结束以后，德国国防部长福尔科尔·吕厄说，德国被朋友们所包围。这种被包围的感受使得在威胁消失以后出现的莫名其妙的恐惧心理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使整个西方、它的各种政府机构与政治家们陷于恐惧，直到今天，他们还心惊胆战。毫无疑问，这种突然变成没有敌人的西方民主成为与此同时在民族国家机构和跨国机构框架内，如欧洲、北大西洋公约集团与联合国等，进行国内与国际调整的主要原因。它需要新的、使自己更新的合法性泉源。这种合法性必须使他们能够在全球化时代为自己的行动，以及所获成就的自我描述进行辩护。”“对此十分谨慎的表述是：西方为了支持人权，已经把国际政治的道德化写上自己的旗帜，这种国际政治的道德化十分完美地填补了这个真空，在这个真空内，它为各种机构创造了一种世界主义的历史使命。说这是民主的十字军东征并非夸大其辞。在这次东征中，西方使用这种利弊两端的双刃剑为了自由的世界贸易、为了人权，将来还要为了他们自我合法性的更新进行战斗。”

贝克认为，作为一个“后国际政治”的新阶段已经来临，这个阶段的基本轮廓显示在两个方面：“首先，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旧的规则和界限长期以来已经被削平。西方和跨国组织在保障人权和自由贸易的旗帜下，插手干预其他国家原来的内部事务。在重新谈论经济全球化与伦理全球化的进程中，民族国家现代主义的主权权利被挖掉了核心，为履行全球责任的干涉行动打开方便之门。”“其次，在世界主义政治使命的表象后面，重新表演旧的帝国主义的权力竞争——国家之间的权力竞争、石油利益竞争、世界经济竞争、地缘政治的策略手段。”“今天西方第一次拥有了一切王牌和一个自由活动领域，以便能够使它的朴实主义价值观全面渗透。因为即使最残暴的独裁者也不得不号召实行民主和人权，因为他们至少要维护自己最低限度的可靠性的表面假象。西方世界经济大国围绕新的权力资源、世界财富相互竞争。全球市民社会的命题就是借助意识形态的工具帮助在全球活动的西方进行世界经济的、军事的干涉行动。”

卡尔·格奥尔格·齐恩的文章《全球化的获利者与失败者》明显代表了西欧左派的全球化观点。这篇文章使我们对于当前世界范围的反对全球化运动有了进一步的深入理解。作者批评舆论界的全球化宣传，认为这些“全球化的夸夸其谈具有意识形态的职能。它引导人们离开问题的真正原因，把为资本主义创造剩余价值利益服务的经济政策宣传成为符合实际情况，不可避免的。”那些大力鼓吹全球化的人“把全球化与竞争的极度尖锐化、与由此产生的灵活适应客观强制联系起来。全球化=世界范围竞争激化，如果人们服从这个公式，那么人们的一切行动和行为都要服从这种臆想的必然性，就是要在所有社会经济范围内，直到最小角落都要努力加强竞争能力。全球化——被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理解为世界经济永远不变的法则。这样就可以摆脱接受政治的影响。”而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制度的近期发展历史上始终存在失败者和获利者，而全球化仅仅是资本主义的某种历史表现方式，而不是造成资本主义目前问题的原因。转移人们对于目前危机原因的关注，放弃对于事实的深入解释，这是目前居于统治地位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许多归罪于全球化的问题本来应当把原因归结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危机性的经济增长衰退。许多被算作全球化的现象——除了金融市场交易膨胀这个例外——是国民经济国际化长期发展趋势的继续。”

齐恩认为，“上升与跌落、贫困与富有、福利与贫苦本来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正常现象。”而目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获利者方面至少包括大公司、特别是跨国康采恩、银行、成功地发明了新产品和新的生产工艺，并且成功地走向市场的中小企业等等。而失败者方面包括大部分雇佣就业人员。他们实际工资减少、劳动条件恶化（更加紧张）、失业的恐惧，这些都使他们的生活质量降低（美国的就业奇迹经常使人们忽视，在过去的20年内大约4/5的美国居民实际收入下降）。失败者还有一部分传统的中间等级的人，部分老年人、青年、儿童等弱势群体。

齐恩特别强调，特别应该“从世界经济的观点说明在富国和穷国之间不断扩大的矛盾。或者换种说法，发达国家国民经济内部的贫富分化正在世界范围内以更大的规模重演。富裕国家公布的失业数字是3500万。在世界的其余地区有8亿人，甚至10亿人没有工作。”

齐恩在文章的结尾提出了取代目前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选择方案：“毫无疑问，应当重新恢复对于世界金融市场的控制，更多地实行就业政策的干预主义，为了实现一种社会政策均衡发展而进行收入分配。因为所有这些措施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来看都是十分必要的。”而“从中期和长期的角度来看，人类面临的最危险的问题就是可怕的生态灾难，这只有通过革命性的改革才能避免。”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全球政治与全球治理》这本书所选论文作者的立场基本包括左中右三种。虽然现在“超越左右”“淡化意识形态”是时髦话语，但是，事实上，政治上的左右两极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以及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分化达到前所未有规模的背景下，全球的极左和极右力量都在不同程度上进一步强化和发展。而意识形态的作用不仅没有弱化，而且在现代化先进信息传媒技术的武装下反而空前强大有力，几乎是无孔不入，到处渗透。伴随经济全球化，里根一撒切尔主义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作为新右派的意识形态在全球渗透。它不仅包括“放松控制”、私有化、自由化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还包括过分迷信市场、要把所有一切都推向市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鼓吹生存竞争、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胜者通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被称作“围绕金色自我跳舞”的极端个人主义化的社会倾向。在政治全球化方面，我们一方面看到了美国霸权主义的威胁，同时也看到了欧洲中心主义在潜滋暗长。发达资本主义，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他们的政治精英都努力在世界范围内推行自己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模式，努力用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和面貌改造、治理，以至统冶整个世界。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全球化研究首先要详细了解、准确把握西方不同流派的不同立场，在反复比较认真消化，批判吸收合理部分的同时，要旗帜鲜明地确定自己的立场，明确自己的思想路线，至少要和新自由主义划清界限。对于全球化要有自己的解释，自己的应对方针和战略。政治全球化也是双刃剑，也应采取趋利避害的态度，积极迎接挑战，不应消极回避。

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咄咄逼人的全球化攻势，面对世界范围内的反对全球化运动，加紧全球化研究的任务似乎更加紧迫。但愿我们这本书在推动国内全球化研究方面能够发挥一点积极作用。

张世鹏

2001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