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证
关于全球化的国内影响的主要看法给予市场力量一种扭转乾坤的质量。如果工商界在所有资本主义经济中占据着“特权地位”［查尔斯·林德布鲁姆（Charles Lindblom）的名言］，那么现在，在市场是全球的、而政治则是国家的地方，它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了。如果政府推行工商人士不赞同的政策，资本完全可以决定退出一国经济（national economy）。他们认为，糟糕的经济政策规定涉及了所有的市场“扭曲”现象，包括政府在市场本来可以更加有效地提供的货物和服务上的支出和为此而对不同的收入来源采取不同标准征税的做法。
不可否认，现在，工业民主社会的流动资产持有者掌握着确实有效的出逃威胁手段。许多公司建立了跨国生产体制，战略联盟也越来越成为常见现象。股票、债券和货币市场上的国际证券投资在过去20年呈现出爆炸性的增长。难道这些发展表明社会民主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了吗？一般的看法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政治经济学有两个假定：第一，宏观经济状况即使不是决定政府再次当选的惟一原因，也是主要原因。第二，政府的经济干预活动如果明显地超出对资本友善的范围，则会促使经济绩效下滑。这两个假定如果与资本的出逃选择相结合，会导致社会民主主义与市场不兼容的结论。
我在第二章指出，这两个假定是不恰当的。大量证据表明，宏观经济结果对选举有重要影响，但主持馅饼做大并不是走向选举胜利的惟一途径。政党也可以通过用有利于某些社会群体而不利于另一些社会群体的方式分配社会馅饼，以此来吸引支持。更确切地说，民主政治的短期性质，造成了一种有利于分配战略的偏好：有些事情从长远讲对经济有好处，但是如果做了会直接损害政府的核心选民的话，它也不能承受由此所带来的后果。
工业化民主国家在分配问题上长期存在的最大分歧是：一些人支持市场分配财富和风险，他们是右翼政党的天然选民；另一些人赞成政府改变市场结果的努力，他们是左翼政党的核心基础。福利国家是再分配的基本政策工具，广义地说，它不仅包括收入转移支付项目，例如失业保险和公共养老金，也包括提供社会服务，例如教育和医疗。持中左立场的基督教民主党长期以来一向比它们的右翼对手更愿意扩大福利国家。有人声称，随着制造业工人阶级的萎缩，福利国家的选举魅力已经急剧下降。[9]但是，即使在英美民主国家，民众对福利国家的支持在传统工人阶级萎缩的同时增加了。跨国民意调查也显示，大多数国家的公众对福利国家的支持依然非常强大。
要理解在全球化情况下福利计划受欢迎的现象，关键是要认识到：虽然从长远看，市场一体化通过实现对生产和资本更有效的配置，也许对社会各阶层都有好处，但从短期看，全球化的影响是迥然不同的。更确切地说，全球化最重要的直接影响是：随着收入和岗位的跨企业跨行业的分配变得越来越不稳定，社会混乱和经济不安全的程度增加了。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时间和金钱来确保自己的未来。无论受市场紊乱的直接影响的是哪一部分劳动力，经济不安全感的不断增加在很大程度上都将更加普遍。在当代，这一部分选民显然超出了传统的制造业工人阶级范围。
鉴于全球化和经济不安全之间存在着这种关系，通过财富和风险再分配来减少市场紊乱的政府政策今天至少和从前一样受欢迎就不令人奇怪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谱系中的各个党都会选定扩大社会福利国家的政策；意识形态关怀还要起一定的作用。然而，全球化已经为社会民主日程（以及民众主义的排外的经济封闭要求）提供了新的肥沃的土壤。
批评者可能接受我的推论的这一部分，但以它无关宏旨而加以拒绝。他们会说，推行干预主义经济政策的政治刺激已经被在全球化经济环境下这样做的宏观经济成本压倒了。如果这种政策只能导致抑制投资和经济衰退的后果，那些从大公共经济中获得短期好处的选民最终也会抛弃支持其扩大的政府。从这个角度讲，惟一的问题是左派什么时候向市场力量低头，而不是低不低头。
然而，仔细分析大政府的宏观经济结果，引出的是更多的谨慎，更少的教条主义。乔尔·斯利姆罗德在详细查阅了经验性文献后得出结论说，政府规模和宏观经济结果之间不存在全面而始终如一的关系。[10]查尔斯·比恩在对失业问题所作的类似研究中也认为，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工业化国家中，政府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僵化与失业上升之间不存在明显的联系。[11]
这些研究暗含着这样一个信息：指出互不相关的干预主义政策的具体代价是很容易的，但大政府似乎能产生积极的外在影响，而这往往被它的批评者所忽视。这些外在影响可能以两种形式呈现出来。第一种形式是非常具体的，与新增长理论联系在一起。现在，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政府对基础结构——从桥梁公路到研究开发直至教育培训——的投资对整个经济是有好处的。因此，在全球市场的情况下，政府在人力和有形资本方面的支出不会刺激资本外逃。
大政府所产生的第二个外在影响则更为普遍。它也集中在关于社会民主职团主义的经济功效的要求上。在左派政党与包容性的劳工运动结成联盟的地方，对财富与风险的市场分配进行再分配未必会刺激流动资产持有者携资外逃。
请看下面这个假定的例子：左翼政府决定延长失业津贴领取时间。即使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建立适当的失业救济保险计划非常合乎需要，他们也会觉得延长失业津贴领取时间是做不到的。在业人员特别是工会会员可以接受的工资随着失业的物质支出的减少而增加。政府要为它的新计划筹集资金，就必须借钱或加税。因此，延长失业津贴的领取时间必定使产出的增加和就业岗位的创造放慢速度。(https://www.daowen.com)
这种逻辑的缺陷在于，它忽视了劳动市场制度对工人行为的影响。我认为，有的国家的劳动市场制度有足够的包容性，可以克服劳工的集体行动问题，在这些国家，左翼可以采取政策，以减少资源和风险的市场配置所固有的分配不对称现象，而由此带来的好处会抵消新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成本。相反，有的国家的劳工运动没有包容性，由于孤立的工人群体可以利用市场约束的减少提高他们的工资要求，干预主义经济政策很可能会产生有害的宏观经济后果。
如果出现上面所勾画的情况，政府提高失业保险津贴的政策对劳动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就是有利的。这种政策改革的直接影响是：失业威胁现在对劳动市场不大起惩罚作用，这就有可能破坏整个经济的绩效。那些目前有工作的人可能提高他们的工资要求，减少对目前失业者的需求。这种“局内人—局外人”问题的结果可能是高通胀和高失业。[12]
但是，有包容性的劳工运动的领导人关心的是整个劳动力的福利，他们有制度的力量确保某些工人群体的行为不减少其他群体的福利。在我所举的例子中，劳工领导人不但有动机，而且有能力缓解局内人—局外人问题。他们意识到，要想尽可能高地增加整个就业人员的可支配收入（工资和相关津贴），最好的办法是使目前在业人员工资的增长与生产率的提高相一致。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整个劳工可以获得政府政策的好处而不会遭受其他方面的损失。
这种观点可以推而广之。更确切地说，这触及到论述社会民主职团主义的众多文献的核心。政府会实施从有利于劳工的角度改变财富和风险分配的计划，所有这些计划都应当推动有包容性的组织的领导人为了整个经济的利益而将无组织的打打闹闹的成本“内在化”。除增加对工资的压力之外，这些外在影响包括各种无效率和不稳定活动，它们与拥有组织力量有力地表达自己的不满呼声的工人群体联系在一起，其范围涉及从不愿与管理部门在工作场所合作的罢工威胁到更为一般的社会骚动。
左翼政府与有包容性的劳动市场制度相结合，会减少这些无效率和不稳定的来源。反过来，流动资产持有者的战略决策不仅受到社会民主职团主义的直接成本的影响，例如公共经济强大和整个劳动成本很高，而且受到它的好处的影响，例如，生产率高和经济、政治与社会稳定等。要得到这些合乎需要的结果，必须付出代价，但收益也相当大。因此，先验地认为流动资产持有者一定会从社会民主职团主义体制中逃跑是没有道理的。
现在，请允许我概括一下论证的结构。我已经指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阶级妥协”指的是：资产持有者接受政府的再分配政策，政府接受市场机制所占据的支配地位。这种妥协在全球经济时代至少同以前一样重要。全球化增加了市场对社会的潜在的长远的好处，但它也在短期内增加了反对市场的政治力量。政府面临着调和这两股力量的艰巨任务。如果左翼和有包容性的劳动市场结盟，就能获得市场一体化的好处，而不会增加民众以经济、政治与社会不稳定的形式进行破坏性的强烈抵制的风险。有远见的资本家可能会理解社会民主职团主义的积极的一面，从而拒绝利用出逃威胁或现实诱惑。
本书的总的定位并不新鲜。更确切地说，许多人会认为它与彼德·卡岑施泰因[13]对欧洲民主小国的描写和约翰·杰拉尔德·鲁吉的“植入式自由主义”的概念非常相像，两者都从卡尔·波拉尼[14]那里获得了灵感。但我的著作至少在两个方面扩展了这些分析。
第一，关于干预主义政府和社会民主职团主义的可行性，现存的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集中在贸易开放的国内影响上。相比之下，我不仅考察了贸易的影响，而且考察了流动资本的影响。由于金融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规定性特征，是近来大批著述宣告社会民主主义死亡的主要诱因，这一点就变得至关重要了。的确，鲁吉说过，金融全球化对植入式自由主义构成了严重威胁。[15]
第二，我在书中利用可以得到的最可靠数据和最恰当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来检验我关于全球化与国内政治、政策和绩效之间的关系的观点的经验性价值。有些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研究了不以新古典经济学原则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可行性，但他们的工作长期以来多少为职业经济学家和经济决策者所忽视。由于造成这种忽视的一个原因是方法论上存在着差异，我希望本书有助于在不同社会学科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