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社会秩序到“新的发展大厦”

世界社会秩序的要求可以使人想起里斯本小组关于基本需求协定的要求。它意味着不仅要在世界范围内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而且还要实现“社会宪章”规定的社会人权，实现同样具有国际法约束力的国际劳工组织标准，实现国际儿童公约规范的儿童保护法。赫尔曼·绍特从这种人权范畴和国际劳工组织条令中推导出在民族国家内部和国际范围内建立社会秩序的必要性。他承认在执行方面存在巨大缺陷。值得注意的是他希望，在今后的全球化发展进程中，要求社会政策做出适应反应的压力将会使人们对于那些以协调合作建设各国社会秩序为目标的国际机构的需求进一步增长。

建立一种社会秩序的目标首先要求各个民族国家，建设一种国内的社会秩序，使自己的人民能够实现一种符合人的尊严的体面的生存。这就要求政府和社会各界团结互助、共同进步，要求在全球开展业务活动的公司企业经济界服从国际上一致通过的社会标准和福利标准，驯服“野兽资本主义”。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建议在联合国与私人经济界之间缔结一项人权与环境宪章，以实现世界市场的人道化：

“许多公司企业是全世界许多国家的大投资者、重要的雇主、主要的生产厂家。这支力量带来了巨大机会，也给自己带来很大责任。人权和适当的劳动标准、环境标准都可以从各个企业的领导那里得到直接的促进。为什么经济世界不能使自己成为很好的榜样，在企业经营中支持尊重人权，不助长损害人权的现象？”[28]

全球责任伦理，或者“全球邻里关系”建立了一种全球团结互助的义务，以及在全球化胜利者和失败者之间进行负担平衡的义务。作为全球结构政策而出现的发展政策必须努力在民族国家和国际范围内改善政治、法律、社会、生态的基本框架条件，消除作为各种冲突原因的全球福利差距，促进一种能够实现社会人权的社会政治结构建设。这种权利必须由国内社会力量自己斗争争取。但是可以从国外得到市民社会力量的“授权”支持。在这里，既是纲领上促进民主的国家发展政策要求，也是市民社会“国际”的要求。

哥本哈根“关于社会福利的世界首脑高级会议”一致通过的行动纲领中包括了建立一种世界社会秩序的行动计划。工业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政府、经济界、与社会界都承担了义务。没有跨国公司的金融、组织和技术的潜力，没有科学专家鉴定，没有非政府组织的咨询监控作用，国家和国际组织是无法解决世界问题的。最近世界银行要求完全建设一种全球治理意义上的“新的发展大厦”（综合开发体系），并且努力通过一个全球发展网络锻造出一个“变革联盟”。1999年秋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第54界年度大会不仅对于筹措资金、支持7国首脑高级会谈一致通过的减少高额负债的最贫困国家债务的倡议达成一致意见，而且还特别委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将来制定它的结构适应计划的时候，应当加强反贫困斗争，用“减少贫困，增加方便”来取代它的“扩大结构适应潜力”。正是问题压力创造出这样一种改革倡议。

这涉及的不是简单地增加发展援助的问题，这种发展援助无论如何是不会增加的。这里是要以一种新的“公私伙伴”形式筹集发展资金，如英格·考尔的文章明确说明的。现在人们不是不知道必须要做些什么，也不是缺乏有效地进行反对世界贫困斗争的物质资源，而是缺乏政治决心，如维利·勃兰特在《勃兰特报告》引言中所强调的：(https://www.daowen.com)

“人类从来也没有掌握过如此多种多样的技术资源和金融资源，足以能够解决饥饿和贫困。如果把必要的共同意志动员起来的话，这个巨大任务是能够完成的。”

海德玛丽·维茨佐雷克·措伊尔、迪克·梅斯纳和《一个世界论坛》的文章不是在所有观点上，而是在一个重要观点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发展政策本身可以看做是全球结构政策，必须告别那些逐条逐项的细小项目，减少威胁和平的国内和国际的社会不平等，改变秩序政策的框架条件。一个世界社会秩序政策的目标要努力创造一个社会民主的榜样，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榜样”，它不仅有一个生态范畴，而且还要有一个社会范畴和政治范畴。

不仅是许多环境问题原因在于群众大规模贫困，如《2000年生态报告》再度证明的。而且还有像原子弹一样可怕的人口增长正是更多地出现在发生大规模贫困的地方（如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与此同时，一些地区的人口发展证实了开罗世界人口发展会议（1994年）提出的药方。凡是努力对于教育事业和医疗保健业进行投资的地方，人口出生率和妇女受胎率令人吃惊地迅速下降。反贫困斗争——或者说实现基本人权——这是延缓人口增长的前提条件。也是和平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因为人口增加意味着增加自然资源的消耗，加剧围绕资源紧缺而产生的各种冲突。

国际发展政策目前已经认识到，妇女不仅在家庭计划中，而且在所有保障生存的生活领域都起到了一种关键作用。如果她们不能够从家庭的、社会的剥削与压迫中解放出来，没有获得政治平等权利，一种世界社会秩序就会成为父权主义的畸形结构。所以，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的人口发展报告除了包括一个与男女比例有关的发展标准以外，还要有一个男女比例的准许范畴。《勃兰特报告》已经强调，没有妇女的参与，就不会成功地实现发展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