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否正在面对跨国货币的支配优势？
与此相反，真正的新现象就是货币经济与金融经济的自主赢利。它们不仅越来越多地摆脱国家的控制和征税，而且通过国际金融市场与外汇市场使自己成为控制各国经济政策的监控机构。对此还需要进一步明确说明。
“金钱统治着世界”，这是一句古老的民间谚语，但是直到今天它也不享有学术权威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曾经设法证明“资本的统治”，但是马克思主义明显低估了1870年至1970年之间长达一个世纪的“资产阶级国家”的作用。国家的民主化和在此前后进行的社会保护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的扩大，就像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家就业政策一样，可以抑制经济竞争的消极后果，但是并不取消这种竞争。主要的欧洲民族国家现在已经充分强大，足以能够通过一种自治的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维持国内的经济平衡与社会平衡。在多数国家内起主导作用的是基督教民主党人或者社会民主党人，他们根据“既不要资本主义，也不要社会主义”的信条，寻找一种第三条道路，它大多被描绘成福利国家的道路，这条道路应该符合基本的道德要求。
在对于现有各国之间的差异完全忽略不计的情况下，可以对“福利国家的基本安排”作如下典型归纳：在生产范围内，私有制和企业的经营自由原则上受到保护，但是这两者都要服从限定的条件，要使企业和它的劳动力之间的权利差异相对缩小，减少那些人们所不希望的消极后果。这也就是说，要减少企业成本计算所遗漏的“社会成本”。在分配领域，要通过国家组织的第二次收入分配对于根据市场经济原则单纯向各生产要素提供报酬的第一次收入分配进行修正，第二次收入分配主要保障那些没有职业工作、没有财产的居民集团（老人、残疾人、儿童、失业者）获得一笔收入。在再生产领域要通过国家补贴的或者全额资助的教育、医疗保健、社会福利事业的服务来补充或者支持私人家庭的福利。社会福利国家的安排建立在一种自治的，也就是说，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方面具有调控能力的国家，一种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市场经济和一种扩大的社会福利产业部门基础之上，这种社会福利产业部门用以补充和支持私人家庭的福利生产。
社会福利国家的福利开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这种发展是在欧洲各国的国民经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长期经济增长阶段进行的，由于在布雷顿货币体系（1948年）中美元的升值，因此使一种特别有利的国际交换关系得以稳定下来。两个在时间上几乎同时发生的事件打破了这种格局。美国宣布解除黄金与美元的固定汇率（1971年），石油生产国卡特尔大幅度提高国际石油价格（1973年）。从此各国货币的实际价格由外汇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不再存在可与黄金价格相比较的共同基础。对于依靠石油进口的国家来说，石油价格的提高直接恶化了国际交换关系，与此同时，石油生产国家的国际收支结算出现了高达数十亿美元的盈余，它的精英们不能，或者说，不想把这笔钱用于国内投资。这样，“石油美元”成了第一个大量用于货币投机生意的跨国流浪金融资本的例子。
众所周知，在欧洲，自从1974年以后，伴随新的经济周期循环，失业率从趋势上逐步上升，至今也无法预见这种上升的势头何时结束。关于导致失业率上升的原因和可能实施的有效疗法，学者们、政治家们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显而易见的仅仅在于，这种失业一般并不涉及那些具有很好熟练技术的、工资很高的劳动力，而是涉及那些生产能力和适应能力都很低的人，他们在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无论是由于劳动生产率发展的原因，还是由于人口发展的原因，都在明显增长。在这种市场条件下，长期就业人员的比例明显下降，处于不稳定就业关系中的人，还有那些完全依赖社会福利金为生的人明显增加。这就加剧了国内的分配冲突。(https://www.daowen.com)
由于商品市场的全球化，还由于劳资协议政策过分僵化，以及私人生活方式的变化，由此导致的就业问题和分配问题使得欧洲各民族社会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因为当时还没有全球金融市场。在欧洲，资本流通自由化的重要发展里程碑是伦敦金融市场的放松控制（1986年），欧洲联盟内部资本流通的完全自由化（1990年），这种自由化与国内问题重叠在一起，持续不断地加剧了国内政治问题。
大资本的拥有者似乎希望从金融市场的金融交易中获得比投资生产更大的利润。这也就是说，它们的金融支配特权越来越大。从发展趋势上对于就业水平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例如，1990年至1995年期间，世界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增长了三分之一，出口贸易增加了一半，与此相比，金融市场的营业额增长了230%。与1972年相比，世界生产扩大了8倍，出口总量扩大了13倍，与此相比，金融市场的营业额扩大了43倍。[11]此外，金融产业部门还是增长最大的世界经济产业部门，人们甚至可以说，“世界经济正在日益脱离生产而非物质化”。[12]
对于民族社会问题，这种新的“非物质的世界经济”突出显示出三个重要影响。首先，金融市场的跨国化使得每个人手中的资本都能轻而易举地摆脱某一国家的控制，从可能的区位优势中获得好处（例如减少纳税）。而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会在它们的业务活动中可以节省人力，他们这样做，既不是主观上想这样做，也不是单凭自己能力就可以办到的。第二，资本流动性的增长使得资本方面的权力扩大。无论是企业经营的领导哲学（股东价值）方面，还是在劳资协议谈判进程中，包括从所谓区位优势的理由从政策上照顾资本的利益。第三，这种趋势继续发展的后果就是，民族国家政策中很大一部分陷入对于国际金融市场的一种直接依赖。国际金融专家对于某一国家经济实力的判断及他们对于某一国家政府施加的经济政策制裁都直接影响到国际外汇市场的投机活动，如东亚“小老虎国家”的例子所表明的。
换句话说，民族国家政府正在丧失自己的自主权力。这与在跨国结盟过程中明确地放弃部分主权是完全不同的。现在这两种情况共同发生作用，把民族国家设想为一种民主的自我调控的命运共同体的这种想法变得越来越不现实。因此，民族社会的传统观念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人类共同生活的不同部门获得了不同的空间作用范围，它们在实际上，而且越来越多地在人们的意识中与民族国家的边界不相重合。一方面，区域性的、地方性的各种利益获得越来越大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各种跨国利益也日益重要。但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层面并没有失去它的意义，而且作为政治决策的中心始终起着一种核心作用。只是从这里对于决策条件越来越难以进行控制。[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