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纲领在21世纪的意义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上，凡是在党内普遍深信现有纲领已根本不能恰当地应对现状的时候，就会产生新的基本纲领。由于充分的理由，关于制定新纲领的决定从来不是轻易作出的，往往由于党遭受严重政治失败这一决议才能成功地实现。那时由于出现新的情况，又会迫使人们作出大幅度的修改，以致要费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任务。还有一些人对这种纲领本来不很重视，另一些人担心新的表述会过多地迁就时代精神，他们往往结成一种“非神圣同盟”来反对修改纲领。

在那些对制定新纲领寄予厚望的人方面，也会立即面对两种怀疑：对于实用主义者，必须首先向他们证明真正适合未来的纲领的用处；对于传统派，又必须消除他们对于轻易放弃基本立场和原则的顾虑。只有在排除两方面的反对以后，才能按照合乎时宜的现代化精神来从事革新。而过去对这种情况恰恰是从来没有在事先就已看清楚的。

在1989年12月制定柏林纲领刚刚10年之后，其中表述的观点和我们现在的观点有什么距离呢？这一差距是和柏林纲领与1959年哥德斯堡纲领之间的差距同等重要，还是仅仅能略微同魏玛时期的海德堡纲领以及在这以前的、帝国时期的爱尔福特和哥达纲领之间的差距相比呢？我们认为，在过去的10年间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发生的变化实际上比上面提到的几次更长时间间隔中发生的变化要深刻得多。

要证明这一点，仅仅指出柏林纲领中的一些空白点，比如它还没有认识到（这也是必然的）我们当前诸如互联网或欧元这类关键性事实，是远远不够的。德国的统一或苏联的解体如果孤立地看，也不会使制定一个全新的纲领成为必需。即使再一次玩弄世纪交替或千年交替时期的数字魔法，以便由此推导出为党纲的新方向辩护的论据，也无助于说明问题。

我们认为，目前和未来的社会变化的基本问题集中表现在三个问题领域。由此说明，今天提到“另一个时代”已经是有重要意义的，甚至是必需的。但与此同时，真正的纲领制定工作必须到达这样的水平，即从其中的每一个领域中获得专门与它有关的社会民主主义解决方式的前景。只有这样，我们才跟得上“新时代”，才能产生针对其他情况的纲领。

第一个领域涉及一切在这一时期发生的、可以用“新”经济来加以概括的情况。信息工业资本主义深入一切社会生活领域，信息和知识确定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过程和形式，而信息和知识与此同时也工业化了。“知识这个巨型机器”以马克思曾用来描绘工业资本主义的历史突破的方式那样获得成功。全球化是一个还未完成的、充满活力的，因而也需要加以塑造的过程，但已可以把它看成我们时代的再也不能逆转的框架条件。这些变革包括日常交往中的变化、新经济的大张旗鼓的“登基”、电子商务直到网络空间。(https://www.daowen.com)

如果把这一论断首先用于国家制度上，那么立刻可以看清楚对于世界规模的机场直到世界国家的重要性的评价就会因此提高，这一升值也是不可逆转的，其发展之快，也是过去无可比拟的。汉斯—约亨·福格尔最近在他的《千禧年的思考》中曾经相当宽泛地表述这一看法：“我认为下一世纪最重要的任务是创造有操作可能性的世界机构，永远摈弃作为解决争端手段的战争。”奥特弗里德·赫弗进一步以更加接近现实的方式论述了这一设想，提出“辅助性的和联邦式的世界共和国”这一公式。他发现，此时此地“从经济到科学、医学和技术直到文化，从民族迁移到环境问题直到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的犯罪”都需要世界规模的行动。（赫弗，9）今后任何一个基本纲领将必须把这些问题放在中心地位。

在新的纲领中需要对欧洲问题作出回答，这是第二个领域。应当作出一个新的、概观性的回答。在这一方面，柏林纲领与今天和明天的关键问题也存在差别，首先不是在于柏林纲领中未提到的问题，比如由于共同货币而产生的对社会一体化和社会平均化的推动力，或者欧盟的东扩（东扩的规模接近于正式的重建）。这里要求的更可以说是一次范式转换。单个的拥有主权的、合法的民族国家（不管它所受到的是哪一种超国家的和全球的机构的包围）也不再能构成政治的主要机关。从历史上和国际上来说都是新的、由欧洲国家组成的联盟已成为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中心机构，而这一联盟的主权和合法性是以它在地方、地区、民族和全球层次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为基础的。原来体现在民族国家和社会福利国家机构中的民主思想在这一主权和合法性转移过程中进一步增加了自己的重要性，因为它提高了衡量欧洲的参与社会、欧洲的参与决定和欧洲的公民社会的标准。

当然，欧盟成员国将继续存在，恰恰就其中一些大国，例如德国而言，由于在欧洲并从而在国际上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它们将会继续存在。但这一情况并不改变关于转向间接施加影响以及关于主权日益分享的原则。在这样做时的德国基本法中确定的联邦制结构对德国肯定是有利的。和那些从集中性国家传统产生的邻国相比，它由此在内容的区域化过程中能在一些方面领先。但是就欧洲而言，波恩类型或柏林类型的合作的联邦主义已不再能作为一种方法上的预演而发挥作用。欧洲化的真正的试金石才刚刚露出轮廓。从经济和货币以及一切文化领域直到社会主体和政治主体的活动场所，还迫切需要创造占首要地位的欧洲范围的行动能力。应当做的事不是打算摆脱全球化，而是用欧洲方式塑造它。这要求针对“美国制造”和美国自命能促进世界文明的要求保持自己的独特性，但不言而喻，它也包含着遵循已在海德堡纲领中提到的伟大思想即“实现所有各大洲的各民族利益的团结一致”。

21世纪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纲领都必须以新的热情去对待的第三个领域涉及过去两个世纪中引起工人运动的所有那些问题。它们是纲领的最狭窄意义上的基本任务，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的名称和意向已经发生了决定性变化。社会化，取消剥削，无阶级社会，这些是对19世纪和20世纪“社会问题”中的贫困所作出的、最初的、既简单而又令人神往的回答。从哥达纲领到海德堡纲领都对此承担了义务。哥德斯堡纲领才最终承认“社会市场经济”，不过同时也明确无误地要求对它进行社会和政治监控。只有这样才能使自由、公正和团结这些基本价值生效。柏林纲领特意强调政治对经济的优先地位并且同时突出了对环境和后代的关心。经济民主是作为主要的社会民主主义指导概念提出来的。

那么留下来给未来的纲领处理的问题是哪些呢？需要以对未来适合的方式表述关于对民主制承担责任的经济的基本思想。在这样做的时候，可以不带任何幻想地声称，如果不做出上述回答，如果不提出在全球性、世界国家体制和欧洲化条件下关于社会公正的远景设想，那么无论在德国，还是在欧盟内，都不会制定出达到时代水平的社会民主党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