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自由：国家与北美自由贸易区
1994年1月1日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当然最符合用法律制度规范新自由主义的要求。11月，国会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投票，克林顿总统反复强调，同削减关税相比，更重要的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可以保护美国在墨西哥的投资。正如易安·罗宾逊在深刻分析这一协定的文章中所说，像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样的国际协定，不仅“禁止在本国公司和外国公司之间有所歧视，（而且）提出了本国和国外投资者所拥有的新的公司的私人财产权利问题……它将起到一种经济宪法的作用，规定所有政府必须尊重的支配私人财产权利的基本规则，划定所有政府不得采取的经济政策的类型。”[37]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关于投资的一章，禁止所有政府对外国的跨国公司（汽车行业除外）的经营提出要求，并规定受这一协议保护的外国投资者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不仅包括大股东的权利，而且包括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缔约国成立的所有公司——不管这些公司原来属于哪个国家——的小股东、保险投资商和房地产商的权利。关于垄断与国营企业的一章，不仅要求公共企业不能只“根据商业利益的考虑”运营，禁止使用“反竞争手段”，如“对垄断性产品和垄断性服务、相互补贴或掠夺性行为做出歧视性的规定”（所有这些都是跨国公司本身的面包和奶油），而且要求公共企业不得妨碍或限制上文提到的投资者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合理得到的利润。关于知识产权的一章，把对绝大多数商标、专利、半导体和工业设计、商业秘密、卫星信号的20年的知识产权保护，进一步扩大到包括“现在还没有受正式保护的所有知识产权领域，使这些权利免受未来民主政府贸易限制的威胁，尽管这些权利的效果是限制而不是扩大思想跨国界的自由传播……”[38]
这些不同的条款加在一起，就会产生这样一种效果：重新设计墨西哥和加拿大国家与资本的关系，确定并保证国家对新的私人财产权的保护——即使这种保护没有超出美国法律的范围，它也远远超出了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法律所承认的范围——以适应美国建立的模式。[39]不过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些不是美国资本和国家作为外在力量强加给加拿大和墨西哥国家的一些东西，它们反映的是，墨西哥和加拿大国家在代表它们本国资产阶级和官僚阶层利益时所起的作用，因为这些利益已经被美国的资本和管理渗透了。正如萨拉·李公司总裁约翰·H.小布里安所指出的，投票赞成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墨西哥）锁定改革”。[40]早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当天爆发恰帕斯暴动前很久，北美的精英人物已经普遍认识到人民对墨西哥在过去10年中所采取的超自由主义政策的不满，而且他们担心最终彻底放开墨西哥的有限民主也许会威胁到一个墨西哥革命组织党政府的重新当选。在这个协定通过前不久，多伦多的《环球邮报》上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墨西哥城《消息报》上的一句话说：“私有化的战利品已经造就了13个家族千万富翁，而人口的其他部分——约8000万墨西哥人——处在同他们在战前一样的贫困水平。”[41]
但是墨西哥国家不仅仅代表其国内资产阶级的利益，也不仅仅是关心向在美国的墨西哥资本提供进一步的安全保证。用普朗扎斯的话来说，它也通过保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为在全球范围内按照美国方式复兴新自由主义的具有示范作用的“中间补给站”而对“具有支配地位的资本利益负责”。在谈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失败时，索罗曼公司董事长直言不讳地说，“这个失败是打在西半球所有选择资本主义方式来管理政府所控制的经济的领导人脸上的一记耳光”。[42]实际上，正如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李·汉密尔顿所指出的，如果“问题出在美国对世界的领导地位上”，那么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最大威胁就是来自美国国内的反对派。克林顿签署的关于环境和劳工的单边协议的目的是，允许在美国社会结构内部实行必要的妥协：这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了环境运动；如果劳工单边协议起不到同样的作用，那也不奇怪，因为它没有像关于环境的单边协议走得那么远，而且它不允许受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影响的加拿大或美国的集团向还没有实施的墨西哥劳工法提出挑战。
至于这个帝国中心地带的经济灾难，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直接影响显然是微乎其微的。正像里斯特·萨罗所指出的，最糟糕的情况是在未来5年内，美国将失去48万个就业机会。最好的情况是看到增加17万个就业机会。
在1.3亿美国工人的汪洋大海中，不会注意因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带来或失去的一些数量很少的就业机会……墨西哥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是美国的4%到5%，它不会是促进美国经济发展经济的火车头……从1973年到1992年，在克服了通货膨胀之后，美国按人口平均的国内生产总值提高了27%。但在同一时间内，至少有60%的男性工人的实际平均工资下降4了20%……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劳动大军的收入在下降。……在经过20年实际工资下降之后，罗斯·比罗特能够号召几百万不顺心的美国人大骂墨西哥人，就不足为怪了……美国现在是这样一种第一世界经济，在它中间夹杂着大量的正在增长的第三世界经济。[43]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前身，美加自由贸易协定，是半球自由贸易甚至是关贸总协定东京回合的第一个预备阶段，根据加拿大的经验，它只能证明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化在进一步加深，而不能证明新的全球资本主义将不断产生社会以及经济危机的趋势。最近对加拿大自从加入美加自由贸易协定以来的就业趋势的研究报告一开始就很自然地引用了当前走红的歌星利奥纳德·科恩的一句歌词：“我已经看到了未来，兄弟；它就是谋杀”：
正式失业的人从1988年12月的7.5%上升到1993年8月的11.3%。没有工作的人从57.6万增加到160万。加上被挤出劳动大军的那些人，失业人数达到了200万，从7.5%上升到14%，增加了近两倍。如果我们把那些非自愿地从事非全日工作的人算做隐性失业，那么“真正的”失业率目前占劳动大军的20%……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尽管承认失去的是低工资的工作岗位，但是他们宣称，美加自由贸易协定正在帮助发展包括正在出现的21世纪的新经济在内的高技术部门，并创造具有高增加值的固定的工作岗位。但头4年的记录并不能得出这个结论……显然，尽管在一些行业有某种积极的迹象（制药、计算机服务、会计服务和管理咨询服务四个行业总共提供了2.8万个新的工作岗位），但新出现的工作岗位是很少的。没有迹象表明正在发展的知识经济（无论是在制造业还是在服务业）会吸收因为结构重组和经济萧条而从新老制造部门或能源部门分离出来的43.4万名工人以及从私营部门和新老服务部门分离出来的11.1万名建筑工人和10.4万名工人。公共服务部门——教育、卫生与社会服务、政府管理——吸收了14.8万名工人，但是由于这些部门目前正在承受着极大的财政压力，而且对政策转向极为反感，因此公共部门在今后不大可能继续吸收部分剩余劳动力了。实际上，前景是十分暗淡的。[44]
在1988年联邦选举期间，所有的争论问题——从社会政策到对魁北克在加拿大的地位的辩护——都透过对美加自由贸易协定正反两方面评价的多棱镜得到了解释，这表明美国资本主义对加拿大渗透的深度。辩论的所有方都采取这样的立场，即自由贸易协定对加拿大来说是一个历史起点，又是一个转折点。它将最终使加拿大摆脱关税和规则的束缚，把它完全推到残酷的竞争面前，使它面对这个大陆的庞大的进出口市场；或者它意味着我们已经知道了121年以来所了解的那个加拿大的末日：把我们的经济轴心向南转移，强加给我们一些商业规则，破坏福利国家，削弱加拿大的文化，损害民族主权。这两种看法都是误导性的看法。自由贸易的投票结果不是标志着新篇章的开始，而是给（加拿大）与美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文化一体化这个很长的历史句子加上了一个标点符号。
在美国帝国中，加拿大是一个富裕的附属国，造成这种特殊地位的原因是，由于加拿大在地理上和文化上最接近于美国，所以它和美国一样，它的资本主义是在一种能够对资本主义工业化起到促进作用的阶级结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45]高薪的无产阶级和富裕的小农场主阶级，使美国资本流向加拿大。美国资本不仅在加拿大寻找资源，寻找廉价的劳动力，而且在与美国很相似的市场上推销它们的产品。当时加拿大的国家关税的目的是实现东西部经济的一体化，保护加拿大工业不受从南边而来的竞争的威胁（同时防止加拿大工人向南流动），但这种情况都产生悖论式的效果：吸引最初的美国资本跨越关税壁垒，实现跨国合作，从而进入加拿大的广大市场（有时是通过加拿大进入英帝国的市场）。美国跨国公司被当成优秀的公司公民受到了国家的热情欢迎，并得到加拿大主要的和有实力的金融资本家的资助。经过20世纪前半叶，加拿大表面上从一个享有白人特权的旧英帝国的殖民地变成了一个正式的独立国家，但在实际上，它在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制度下——在这种制度中，外国（美国）直接拥有资本的程度在全球各地都是空前的——仍然处于依附地位。(https://www.daowen.com)
不过这种地位仍然是一种特权地位，而且加拿大人分享了美国在战后秩序中的霸权地位所带来的好处。任何一个附属国都有某种程度的自治，对于一个富裕国家来说，更是如此，这个国家的大批工业无产阶级面临的压力和美国工人有所不同，他们可以不服从帝国主义向他们提出的在冷战中保持对帝国主义忠诚的要求，因此可以更多地接受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和动员。加拿大福利国家尽管是北欧福利国家的穷表弟，可它毕竟超越了美国当年新政所宣布的目标。这给了加拿大一块可以同美国社会相比的文明奖牌。一些公营公司和管理机构起到了另外一种保护作用：保留加拿大剩下的自治经济和文化。不过它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与其说是对加拿大处于依附地位这一事实提出挑战，不如说是就这种依附的规模进行谈判。
根据这种观点，我们可以看到，1988年的自由贸易条约的目的不是开始提出，而是用法律的形式规定并扩大了加拿大在一个因疯狂的金融投机和激烈的贸易竞争而引起经济不稳定的世界中对美国的依附程度。加拿大的国内资本不想通过参与全球性竞争的办法来证明它们的企业活力，它们想尽量减少风险，不让美国人用保护人的口气把它们、它们的出口和投资当做只是“外国的”出口和投资。反过来，加拿大政府承诺放弃它在就依附美国的范围的谈判中曾一直坚持的那些不太重要的条件。（和向安东尼奥·葛兰西学习的考科斯一样）玛格利特·阿特伍德曾用一个很恰当的比喻来说明马尔罗尼政府在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时的做法：古代动物寓言提到的水獭，它在害怕时，咬下自己的睾丸，把它交给追它的人。
即使如此，自由贸易也没有消除对美国保护主义的所有限制。很多反对自由贸易协定的人都指出了这一点，这说明如果这一协定承诺实现更全面的一体化，他们也许会对这笔交易感到满意。但是绝大多数反对者真正反对的是加拿大发展走一条完全依附的道路：他们要求避免在加拿大依赖美国的这个很长的历史句子后面加上一个标点符号。要使这笔交易做不成，就得给“然而”或“可是”留下一些可能性——这也许在将来的某些问题上会写上。他们因出现了明显的反美甚至是反帝情绪而受到了鼓舞。一个本土的文化共同体一直反对这种依附而寻找加拿大的特性。和美国工人运动在经济不稳定的形势下越来越软弱，越来越自卑一样，加拿大的工人运动同样也经历了朝着加拿大化方向的转变，尽管在主张大陆主义的领导人领导期间，加拿大的工人运动曾一度比较强大。此外，还出现了一批国内生态、和平、女权运动，这些运动的领导人常常是社会主义者，同美国的这些运动与政府的关系相比较，它们同加拿大政府的关系更加引人注目。
反对自由贸易协定的力量也同样受到了这样一个事实的鼓舞，即加拿大的选民对撒彻尔—里根的超自由主义的国家模式没有多少热情。像20世纪90年代初的情况一样，加拿大人曾赞成一种自由主义的纲领，这种纲领承诺实行一种“公平的税收”制度，而不是实行供应学派的经济政策，通过实行国家能源计划和加强外国投资审查局等手段，扶植具有独特的民族目标和雄心的资本家阶级。实际上，正是为了反对所有这些以及美国国会中的保护主义的喧嚣，工商企业界才主张自由贸易，并一致要求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在提出国家能源计划的时候，加拿大的资本家——并不比美国的资本家少——决心，一有机会就不仅要摆脱这一计划，而且要使国家的这种干预永远起不了作用。他们担心，人民的压力正在使国家不再是——通常来说，它过去一直是——工商界的女仆，而变成与他们对抗的力量。在这里起作用的不仅是担心，而是也有贪婪。加拿大工商界的一些人已经成为这架大陆飞机上的正式的玩家，另一些人则抱着如果加拿大能够掌握它在这个大陆上的命运，他们还可能获得更丰厚的利润这一野心。这说明，加拿大的工商业对“要求恢复”加拿大经济感兴趣的时刻，早就已经过去了。
尽管有选民的情绪和进步力量的雄辩，但工商界还是在政治上取得了明显的优势。1981年一个由团结在一起的资本家阶级组成的反对派破坏了准备推行的税收改革，1981年至1982年，政府取消了加拿大有组织的300万工人中的100万工人罢工的权利。不过超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在1984年，即使是保守党也感觉到，他们不能选择撒彻尔—里根的纲领。马尔罗尼在进行典型的加拿大式的政客选举时曾对每个选民的每一件事情都作出过承诺，并且宣布福利国家是一种神圣的契约。当然，由于政府难以招架工商界的压力，这并没有使福利国家成为一种神圣的契约。但是它鼓舞了人民：一旦托利党人企图破坏福利国家，人民就应该保卫它。
在关于全国问题的工商委员会（Business Council on National Issues）（一个有实力的院外游说组织，它与国内和美国的公司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很大压力下，赞成自由贸易协定的决定达到了双重目的：通过正式承认以美国保护主义面目出现的大陆一体化和加拿大经济的民族主义，使工商界占据牢固的支配地位；通过不为人知的自由市场的特征和自由贸易协定的条款引进里根的经济政策。由工人运动提供资金并由上面提到的“新社会运动”领导的人民联盟，领导了反对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斗争，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和决心反对1988年对自由贸易协定的投票。但必须承认，这个联盟从来没有搞清楚他们的替代选择到底是什么，更不用说其他的反对党了。1980年到1984年的自由党政府的经验证明，一种经济上独立、社会上公正的政策，是不能依赖于与工商界的合作的。但是反对自由贸易协定联盟害怕详细解释这样的结论：替代选择必须涉及对资本权力的基本挑战和国家迅速的民主化。他们害怕这样做，因为加拿大人民对开始这样一种进程还没有做好准备，而加拿大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的失败尤为引人注目。
除了对自由贸易协定的详细条款和内在含义进行严厉批评以外，反自由贸易联盟还采取了一种不同的策略，而且这种策略被证明是一种聪明的策略。他们对加拿大这个国家作了一个神话般的解释，好像它一直是加拿大独立和社会公正的一个可以信赖的信托人。这的确是一个神话。但是，民族主义就是建立在神话基础之上的，而且这样一种神话在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后果的选举中成了无可争辩的了。一个福利国家借给加拿大社会生活的那块堪与美国社会生活相媲美的文明小奖牌，为在1988年选举中几乎是用斯堪的那维亚的术语规定的加拿大的民族特征奠定了基础——在福利国家感到更多骄傲的，就是公正。在这种情况下，对自由贸易的选举结果是相当含混的，尽管托利党人获得了有限的胜利，并在随后采用了自由贸易协定。当然，工商界力量的胜利证明了向大陆一体化方向发展的历史趋势。加拿大依附（美国）的这个历史长句后面已经加上了一个惊叹号。
自相矛盾的是，选举还证明在加拿大执行里根的经济政策缺少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根据。托利党人和工商界接受了反对自由贸易的力量把爱国主义解释成至少是保护福利国家的说法。工商界贸易和投资的自由是用保证服从免费医疗和其他社会计划的意识形态的代价买来的。在反对自由贸易的斗争中，人民联盟规定了一些辩论的术语，他们迫使对手把保卫福利国家当做“加拿大主义”的一项主要内容，就这一点来说，他们为保护福利国家的斗争提供了坚固的意识形态基础。保守党毁灭的种子在后来1993年的选举中结出了苦果，他们在众议院中只得到了两个席位，其实，在1988年他们在自由贸易问题上取得的那次含混的胜利时就播下了毁灭的种子。对左派的挑战仍然是扩大斗争的范围。只要资本的力量和灵活性没有受到触动，保卫福利国家的策略就只能陷入僵局。在全球经济动荡和金融投机的形势下，加拿大加强了对美国的依附，在这种情况下，仍然需要提出替代自由贸易和激烈的资本主义竞争的明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