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政党——《全球经济中的政党政治》导言
［美国］杰弗里·加勒特
当今整个世界，政治落后于经济，就像一匹拖着车的马在追赶赛车。当政治家在全国选举中装模作样，提出一些异想天开的计划和口号时，世界市场、互联网和贸易的急速发展将人们卷入一场全球游戏，在这场游戏中，当选的代表就像小选手一样渺小。因此，欧洲、美国有一种普遍的感觉：政治家和意识形态要么没有意思，要么与己无关。
——罗杰·克恩：《全球力量轰击政治》，见《纽约时报·每周评论》1996年11月17日第1版。
本书的目的是向关于全球化对工业民主国家国内政治的影响的通常看法发起挑战。现在，有许许多多的研究声称，货物、劳动、服务以及首先是资本市场的国际一体化已经侵蚀了国家的自主权，特别是它几乎破坏了对自由市场的社会民主主义替代。相反，我认为，左翼政治权力与减少市场造成的不平等的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被全球化削弱，更确切地说，它在一些重要方面反而加强了。而且在强大的左翼政党与基础广泛的、集中组织的劳工运动联合起来的国家（“社会民主职团主义”），它们在全球市场时代的宏观经济结果比左翼政党和劳工力量弱小的国家好一些，甚至好得多。
我的这些研究结果对理解当代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具有广泛的意义。对未来感到悲观的人，或是以资本对劳工的支配地位不可动摇的看法为基础，或是以对市场采取激进的自给自足的民族主义反应为基础，他们都忽视了社会民主职团主义不断发展的历史。在全球经济中，成功的竞争之路不止一条。选举政治的影响并没有被市场的活力弄得相形见绌。全球化的市场并没有动摇效率—平等的平衡关系。工业民主国家的这些启示应该使世界上那些拥护社会民主主义的人感到欣慰。
对市场全球化的常见看法声称，企业和投资者在全世界转移生产和投资的能力不断增强，由此带来的巨大变化使战后混合经济的平静时光一去不复返了。在贸易严重相互依赖、多国生产体制和全球资本市场的新环境下，政府干预经济的企图如果超出最低限度的“对市场友善的”措施，那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对各国政府来说，教训是显而易见的：市场要求对民主选择的界限施加严格限制。好政府就是对市场友善的政府。这实际上排除了左翼在大萧条以后40年里通过长期辛勤努力所确立的大部分“福利国家”政策。
从这个角度看，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和作为社会力量的民主政体的相对力量的古老辩论已经以对资本明显有利的结局宣告结束了。从大萧条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政府可以（而且应当）干预经济以减少不平等，而不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可是在当今全球市场的时代，效率与福利之间的平衡关系被认为是严酷的、直接的。左翼政府过去喜欢用国家政策工具对财富和风险做有利于不幸的人的再分配，但是现在即使是它们除了向市场要求屈膝让步，也别无选择。
我对全球化论点的描述决不是吓唬人。请看最近一些有影响的学术研究对社会民主主义所作的悲观预测吧。保莱特·库尔泽的结论说：
本书对社会民主主义没有抱很大希望……左翼政党将继续寻求通过选举获得偶尔执政的机会。可是这些党在阐述进步的选择和推行不同于保守党或既定体制的观点的方面，与它们的前辈毫无共同之处……过去10年里，增长放缓，投资停滞。失业和工资下降是80年代的显著特点。过去，政府在对付这种情况时可以采用在公共计划上花钱，增加公共就业或提高转移支付的办法，但是今天没有一个政府花得起这种钱了。[2]
弗里茨·沙尔普夫的结论完全一样：
与战后头30年的情况不同，现在没有一个似乎有理由的凯恩斯主义战略允许在国家的范围内充分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目标，同时又不妨害资本主义经济的功能要求。充分就业、提高实际工资、大规模的福利转移和更多更好的社会服务不再能同时实现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社会民主主义要想影响经济政策，只有明确接受世界经济条件的极端严酷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国内政策选择的约束。[3]
当然，全球化论题可能比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已经死亡的说法走得更远。有人已经将排外的民族主义的兴起看成是全球化深刻破坏稳定的表现。例如，伊桑·卡普斯坦认为，20世纪90年代和30年代的不安定因素存在着类似之处：
虽然世界正处在战后历史上的重要时期，但是它的一群领导人像他们30年代的前辈一样，似乎不愿意提供国际性领导来对付经济紊乱……像魏玛时期的德国精英一样，他们认为，与稳定货币和平衡预算这类无庸置疑的重要问题相比，工人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偏激的政治运动以及失业者和工作的穷人的困苦生活问题都显得微不足道，因而拒绝予以考虑。领导人必须承认过去20年的政策失败并相应作出反应。如果他们不能，边上还有其他愿意这样做的人等着呢！不过，那些人要采取的方式也许不会令人愉快。[4]
还有的人认为，不论民族国家本身如何治理，它都像一只恐龙，极不适应全球经济的现实了。管理理论家大前研一关于民族国家不合时宜的描述生动地勾画了这一看法：(https://www.daowen.com)
把传统的民族国家凝聚在一起（至少是在经济上凝聚在一起）的黏合物已经开始失效。在工业动力机制、有效信息和资本流量突然改变的打击下，在公民最低生活水准和以国家的名义无限制地提供工业补贴的需要的重负下，在已经证明越来越不能应付新的挑战的政治体制的束缚下，这些政治集成体（aggregations）已不再作为独立而有意义的单位对经济活动的最新发展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了。[5]
在这本书中，我要向构成所有这些研究和其他许多类似研究的基础的推论和结论发起挑战。我不想说这些分析家夸大了当今货物、劳务和资本市场国际一体化的程度。其他人已经证明这一点，而且对我的论证来说也不必要。相反，我认为，现在的研究不仅大大低估了国内政治条件对各国政府对全球化作出反应的方式的影响，也大大低估了它们对一国经济（national economy）的影响。坦率地说，我的观点是，在全球市场时代，仍然存在着一种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左翼替代，它以古典的“大政府”和职团主义的原则为基础，而且无论在政治上（赢得选举），还是在经济上（促进宏观经济绩效）都是可行的。
这一观点的第一个要素涉及国内政治的变化（dynamics）。为全球化命题辩护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强调流动资产所有人“出逃”的威胁增加了。尽管这一现象确实存在，市场一体化也增强了对政府消除它所带来的不安全、不稳定和不平等的要求。正如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20年前指出的那样，全球化加大了各国受国际经济打击的脆弱性——这既是从社会受全球竞争影响的比例讲的，也是从市场条件变化的跨国扩散速度讲的。[6]连经合组织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种关系：
削减工资和保障就业已经扩展到历史上被认为是“安全的”部门和居民中，例如公共部门就业者和行政管理工作者。所有国家的就业性质正发生变化，非全日制工作和临时合同在整个就业中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加……几乎所有国家的非自愿的非全日制就业都在上升。[7]
这些情况被证明是左翼政党及其缓和市场造成的不平等和风险的政策发挥作用的肥沃土壤。有的保守党，特别是英美国家的保守党已经决定不再培育那些从政府缓解全球化的混乱状况的努力中获得好处的选民。但是大多数中左政党却把它们的精力集中在这些选民身上。
政府努力让短期市场的失败者得到补偿，其结果不一定就是良性的。确切地说，大部分人会认为，它们对竞争不利，只会导致更多的资本外逃。丹尼·罗德里克富有说服力地阐述了这一论点。他声称，全球化的国内结果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它增加了流动资产（“游资”）持有人的退出选择，也增加了不大流动的人们（大多数居民）要求采取政策缓和市场力量的冲击的呼声。两者可能发生冲突，从而对所有的人造成巨大伤害。在丹尼·罗德里克看来：
（全球化的）累积结果将使新的阶级划分固定化：一些人在全球化的经济中发财了，另一些人则没有；一些人得到了它的好处，另一些人则没有；有的转移了风险，有的人则没有。即使对于在新的划分中占上风的个人来说，如果他们对另一方没有同情心，前景也不会令人愉快。社会的解体不是一场引人入胜的比赛——站在一边看的观众也会被溅得满身是泥。社会分化的加深最终可能殃及所有的人。[8]
我的论点的第二个要素是，社会民主职团主义提供了一条避免这种冲突结局的途径。罗德里克的观点实际上表达了一种常见的看法，即政府减少不平等和社会风险的政策与流动资产持有者的利益是对立的，无论什么时候，游资只要看到强大的左翼政党、健全的劳动市场制度和推行干预主义的大政府，它们都会行使出逃选择权。这不仅使政府越来越难对经营征税，以便为其支出目标筹集资金，而且资本抽逃还严重打击了经济绩效。
有许多理由令人对这种说法提出质疑。第一个（最终也是有限的）理由来自“新增长理论”。近年，许多经济学家指出，对市场友善的政府的范围应当扩大，将能提供市场供应不足的、有促进增长作用的集体物品的政策也包括进来。这种物品最明显的例子是教育、培训以及基础结构等。它们不仅从增加就业和未来生活机会的角度讲对公民的生活有利，而且从增加投资收益的角度讲对资本也有吸引力。然而，新增长理论所认可的那种政府政策是有明确的限度的。例如，大部分政府支出被认为是非生产性的。
更确切地说，很难从直接的意义上讲，对病人、失业者和老人的收入转移项目或实物补贴是“有益于增长的”。但是，这个观点正是我想从大政府积极的外在影响的广泛角度论证的。我认为，如果劳动市场制度有充分“包容性”，能促进劳动力中的大部分采取集体行动的话，与强大的左翼政党联系在一起的那种财富再分配的经济政策是可以和全球经济中的强经济绩效兼容的。
社会民主职团主义体制是以一个良性循环为基础的，在这个循环中，有包容性的工会运动的领导人接受国家对劳动市场的调控，以换取政府实行减少市场混乱的政策。这种良性循环的结果包括：可预期的按照生产率和竞争约束因素限制实际工资增长的工资确定形式、高度熟练的生产性工人、工作场所的劳资合作、普遍的低水平的社会冲突。这些经济“物品”即使是对在动荡不定的全球经济中活动的流动资产持有者来说也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它们抵消了新古典经济学家所强调的大政府和高劳动成本对投资的抑制影响。因此，我认为，没有理由相信，在全球经济中，资本抽逃是流动资产持有者对社会民主职团主义的机械反应。
这并不是说当代社会民主职团主义没有面临重大挑战。例如，在公共医疗和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权利非常慷慨的情况下出现的“灰色社会”，公共部门工会力量的强大等，这些都是必须应付的大问题，但解决这些问题并不违反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信条。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这些挑战与全球化没有关系。相反，它们被认为是社会民主主义构想在战后成功的结果。
我的主要观点是：全球化和国家自主权不是相互排斥的选择。要收获全球化的好处，既不用削弱国家的经济自主权，也不用减少公民选择如何分配市场收益和成本能力。那些人把社会民主制度当做一种调和市场与民主的公正而有效的手段，在他们看来，社会民主职团主义国家的经验应当被证明是有益的帮助，而不是无尽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