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与行动之间的矛盾

在世界政治活动主体之间正在萌发这样一种观点，全球化对于民族国家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出了过高的要求。迄今为止正在实践的——在7国集团/8国集团或者联合国安理会框架内——治理国际危机的机制已经无法应付正在出现的挑战。各种问题所产生的压力强迫人们接受这种观点。而现在，他们只是依靠一种反应性的临时危机处理缓慢地艰难度日，如果主要国家的利益受到威胁，这种危机治理才会发挥作用。

民族国家——特别是那些世界主要大国——始终是这样做的，他们只能用昨天的民族国家政治模式来解决今天和明天的世界问题。长期以来已经变得不合时宜的国家主权的“圣牛”以及民族国家权力政策与利益政策等传统范畴思想已经成为在通往全球思考和全球行动道路上难以克服的障碍，维利·勃兰特在20年前就已经强调了这一点。全球治理能否使预言兑现，把它的建筑结构体现在具体行动方案中，对此人们还有很大怀疑。例如，彼得·欧皮茨就对全球治理的希望持相反立场：“对于全球治理的呼声越大，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小；对于全球责任的要求越迫切，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全球斗争就进行得越加激烈。”[18]

事实上，并非像冷战结束时人们希望的那样，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并没有看到一种“新的世界秩序”日益临近，相反地，我们更多经历的是倒退到一种只是在部分领域接受国际规则规范的“世界的无秩序混乱”。一些世界形势的分析家再度回忆起“昨日世界”。迪特·森格哈斯提出了非常深奥的问题：“世界向何处去？”[19]对于这种漂泊不定的前景人们可以根据许多例子进行设想。

1.在跨越国家边界的问题越来越多，由此产生的加强国际合作的必要性越来越迫切的压力下，正在结束的20世纪变成了“国际组织与执政者的世纪”[20]。但是，如果人们把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用权利和资本武装起来的国际金融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除外，对于这些协调合作行动的手段就再也没有什么具有行动实力的活动主体。我们更多经历的是一种跨国多边主义的危机。因为超级大国美国遵循的信条是：尽可能多地实行单边主义，只有在绝对必须的时候才实行多边主义。

2.目前，我们借助世界贸易组织进行了一种广泛的贸易管理。但是，我们没有一个能够对于“野兽资本主义”（赫尔穆特·施密特）以及对于残酷剥削人和自然的行为进行限制、保护社会和生态的安全极限标准。我们没有一个国际竞争秩序，这个秩序可以阻止人们奖励国际竞争斗争中的野蛮行为，对于投机的“赌博资本主义”进行约束。但是，各种问题的压力——如亚洲危机、低级社会福利标准与环境标准的倾销——迫使人们把这些题目放在新一轮谈判的议事日程之上。

3.我们借助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通过的21世纪议事日程，拥有了一个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广泛行动纲领，但是我们在以后的会议上经历了许多国家非常令人难堪的讨价还价。在强大利益集团的压力下，尽可能地降低为了减少环境负担而必须履行的义务。我们在全球环境政策中一方面有了很大幅度的进步，另一方面在气候政策上却步履艰难。

4.1995年哥本哈根关于社会福利问题的世界首脑会议宣布要郑重地进行“反对贫困的战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1996年在一份发展政策十项战略中提出要努力实现这样一个目标，通过对于社会基本收入有计划的干预，到2015年将使世界贫困人口减少一半。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却削减了发展预算，使自己与在哥本哈根签字承担义务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例如德国经济合作部2003年的预算将比1999年压缩13.6%。这么少的经费根本无法解决人类目前和未来的重大问题。(https://www.daowen.com)

5.在另外一些世界代表联席会议上提出了目标明确的、解决世界迫切问题的行动纲领，如人口问题与食品问题。[21]它们的贯彻实施可能会缓解灾难性的前景，但是，由于这些会议没有准备从现有的观点和良好意愿的声明中进一步做出行动结论，因而失败。而对于被大肆渲染为新的安全问题的“人口爆炸”和“新移民浪潮”的恐惧，也未能阻止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削减它的经费。

6.目前发展政策的日常用语习惯上指的是第三世界概念，而这个第三世界已经被牢牢嵌入“一个世界”。社会伦理学长期以来已经把社会公正与社会团结互助的准则国际化。全球治理委员会在自己的报告加上《一个世界的邻居》的标题。与此同时，“贫困世界”正在缓慢地从这“一个世界”中分离出来。世界经济的三角地带（北美、欧洲联盟、东亚）构成了这个世界的世界政治杠杆。

7.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并没有获得和平。原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在他的《和平议事日程》中提出了预防和治理冲突的具体建议。从事安全政策与和平政策研究的专家思想库再把这些建议转化为工作程序。如果在某个地方显现出战争冲突，一般说来，联合国是不会做出反应的，或者反应为时太晚。在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北约在科索沃进行了军事干涉，并且为继续干涉进行自我辩护，但是，他们并没有努力争取一种从国际法的角度无可争议的干涉治理，如果形成一种全球“合法干预文明”，这种干涉就成为十分必然的了。

这种观察是不会得出彼得·欧皮茨所做出的结论的。对于全球治理的大声呼唤难道真的无法阻止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全球斗争吗？人们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个结论是本文论证的基础：为了防止这种可怕的发展前景，全球治理是迫切需要的。因为国家世界利用传统的手段和方法无法解决世界问题，全球化对于民族国家调控能力提出了力所不及的过高要求，而世界大国为了自己的未来安全保障也要依靠国际合作，所以，必须重新确定世界政治的发展方向。

长期以来，那些专家思想库、自称“全球主义者”的集团、各国外交部长的计划班子都有这样一种观点：在各种不同政治领域有着多种多样的全球治理原则。英格法尔·卡尔松在回答“对于全球治理究竟持乐观态度还是持悲观态度”的问题时，列举了许多积极的发展进程，认为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不必回答的反问句，但是，这种选择形式的全球治理是无法抵御最迫切的未来问题挑战的。如迪克·梅斯纳在他的文章中所确认的，关键还在于“从制度上制定一种机构体系和规则体系，建立新的国际协调合作机制，使它能够持续不断地解决全球挑战和各种跨国现象所提出的问题”，还包括在纲领上制定各种现实的、有约束力的解决问题方案和行动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