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民族竞争国家的国家——民主的退却

由于货币资本的全球化，由于“全球竞争者”（例如跨国康采恩）的国际投资战略，国家与区域性的国家联盟（例如欧洲联盟）越来越多地成为争夺这些资本的竞争者，它们努力要使自己的货币作为投资货币，尽可能地保持坚挺，在对于国家债券要支付高额利息的压力下，要努力限制与节省国家开支。各个民族国家（以及它的民主法制），以前负责确立与调节市场的外部条件，现在面临变成国际投机活动傀儡的危险，在国际赌博资本主义之中，它面临丧失自主权的危险。因为政治界从这种竞争压力下得出糟糕结论，在国际范围内不应对于新的竞争条件进行管制，而且还要在推行一种放松控制政策的过程中，使竞争压力发挥它的强大作用，努力使它的生产基地的各种因素，也就是成本因素根据这种竞争条件而进一步得到改善。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各个民族国家与国家联盟推行的放松控制政策简直成了这种全球化发展进程决定性的前提条件，现在全球化又使得政治自主权面临被取消的危险。民族国家政府再度努力对被它自己解放出来的全球化发展趋势作出回答应对——就像一个“刚刚学习魔法”的学徒——于是，出现了一种新形式的经济政策国际化，也就是上面所描述的各国争先恐后自杀性降低成本的经济政策国际化。这是一种努尔牌局，最终在一种负数赌博中结束，最后所有参加者都要牺牲掉他们的生产资源（基础设施、熟练技术资源、社会政治稳定），然后一方面是两手空空、钱袋空空的社会生态荒漠，另一方面监狱人满为患。由于资本方面越来越多的“退场”行动，大家协调合作共同惩戒资本的作法已经被挖掉了基础（沃尔夫冈·施特雷克），与福特主义的生产模式不同，在新的灵活生产方案中，再也不需要按照以前众所周知的标准进行协调合作，社会福利国家的妥协面临被废除的危险，国家与市民社会致力于再分配调控体系的活动能力日益削弱。[29](https://www.daowen.com)

在这种竞争局面的彼岸，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民族国家面临丧失主权的危险[30]——在民族国家组织的彼岸，民主制度的社会文化基础（我们作为选民，同属于一个国家人民的认同）也正在流失——这些都汇集成一种民主的损失，这种损失一方面有利于摆脱束缚的全球化市场力量，另一方面有利于官僚化的跨国机构，以及科学家、专家集团。[31]对于民主的限制加重了民主意志构成与政治认同的困难，与此同时，它有利于官僚化的（非政治的政策）权力构成过程与寻求决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