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考科斯的自相矛盾
1987年出版的罗伯特·考科斯的《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Production，Power and World Order）一书，是惟一一本对国家的国际化进行全面研究的著作，这本书的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它考察了“社会力量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本书中的一个标题），而不是考察全球化资本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一种虚假的对立。考科斯的这本著作向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具有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方法提出了挑战，它的影响可以同米里班德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一书相媲美，那本书向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几乎盛行了20年的多元主义方法提出了挑战。此外，考科斯是在默里和普朗扎斯的著作出版十几年后才写这本书的，所以他能够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因新时代的经济不稳定和危机所引发的不断变化的国家的国际化形态进行分析。
和默里的方法一样，考科斯的方法的基础是他对国家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必然要发挥的“不可缺少的功能”的理解，这些功能包括从保护财产和合同的安全到铲除对市场的障碍和保证货币的稳定。因此，19世纪的自由国家的“国家权力的功能的专业化和集中化”表面上是与“适度干预的原则相矛盾的”，但实际上并“不矛盾，要允许市场机制不受干扰地发挥作用，就需要强制力量的承认，而需要保证这一力量不被用于特殊的利益，而是用来保护整个制度，就需要创造出一套专业化的国家机构。”[20]最近，彼得·伯纳姆对考科斯的方法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考科斯没有认识到“国家要通过法制和币制的手段执行市场纪律，以满足一般资本的利益”，但从上述意义上说，这一批评完全是错误的。[21]考科斯关心的不止是这个问题：“……为了了解真正的历史世界，有必要考虑不同的国家形态……（而且）有必要考虑历史上的国家集团的特征……即最终作为国家权力基础的社会力量的组合。实际上，社会力量的特殊组合限定了国家目标的界线或参数，换句话说，就是国家行为的做法限定了某一特定国家的政治理由。”在这些参数中，国家对生产和阶级的组织和发展行使权力，作出选择，虽然“在这些问题上”它的行为“反过来要受到世界秩序对国家影响方式的限制”。[22]
考科斯把国家的国际化置于这样一种特殊环境之下：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Pax Americana）的霸权主义世界秩序的兴起和衰落。1945年后，“经济—生产权力量对比”的优势决定性地转向美国，美国在苏联势力范围以外的世界占据了“不容置疑的领导”地位，在这种形势下，“要安排一种新秩序就涉及国家结构的转变”，即国家结构要从战前非霸权主义的民族/福利国家的制度转变过来。决定性的问题是，新秩序带来的是国家的转变，而不是国家的缩小，是对国家结构以及它在对内和对外事务上的作用的重组。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在布雷顿森林炮制出来的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框架内——在对这一协议不断监控的情况下，倡议并批准成立新的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依附美国政策的一种表现”——“通过对各种不同国家形式的组合，站稳了脚跟，这些不同的国家形式的共同特征是各国在根据世界经济的活力调整本国经济政策时都能发挥作用”。对考科斯来说，确立对世界经济的一种“国际责任的概念”，并使其内在化的过程，“构成了国家的国际化这个词的特殊含义”：
首先，对于在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框架（即解释经济事件的共同标准和以一种开放的世界经济构想为基础的共同目标）内发生的世界经济的需求或要求，有一个形成国家间共识的过程。第二，不同国家参与共识形成的过程是处于不同层次的。第三，调整各国的内部结构，以便使各国在考虑到由于本国在世界经济整体结构中所处的不同位置而可能出现的各种具体障碍的同时，能最恰当地将全球共识完全转变成本国的政策和实践。[23]
人们注意到，普朗扎斯是从内部（这些国家本身要对具有支配地位的帝国主义资本在“本国”社会构成内部的发展过程中的利益承担责任）来讨论这个问题的，而考科斯是从外部和内部这两个方面讨论这个问题的，他首先谈到了国际共识的形成和随之而来的协议与责任，然后谈到了国家内部为适应这些协议和责任而进行的结构调整。当然，考科斯还小心翼翼地谈到，这“不一定就是一种所有力量都以其严密的组织形式单独发挥作用的权力结构，也不一定是一种谈判代理人代表整个民族国家的权力结构”。国家的官僚部分代表“经过精心考虑过的”统治权力结构参与谈判过程，并“通过意识形态的渗透实现参与者的思想的国内化”。[24]而在两次大战之间，国家的政治责任仅仅是对内的，以致国家实际上是一个保护国内经济免受外部力量破坏的缓冲器，而1945年以后国家的国际化涉及在国家的国际责任和国内责任之间达成一种妥协。现在国家成了业已确定的外部责任优先的政策和国家仍然需要对其负责的国内社会力量之间的调解人。“重心虽然从民族经济转到了世界经济，但应该承认国家仍然对两者负有责任。”[25]
从对国家的经济控制这一角度说，国家不如战前那么“强大”了。正如考科斯所指出的，国家干预已经不能把经济从像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那样的危机中解救出来；同战前相比，在战后，国家主要是消极的，它没有“通过组织生产和销售以重新确定市场的能力。它可以进行修补或‘微调’；[26]它不能进行设计”。1945年后的国家的国际化并不是国家权力的丧失，它反映的是在国家内部进行的权力转移，这种转移引起了“国家整体结构的重组”。表面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国家在结构上发生了“质”的变化；但所追求的目标和用来实现这些目标的结构却发生了变化。同“民族经济的委托人集团”有着直接联系的机构，比如在两次大战之间出现的劳工、企业与政府部门三方职团主义（tripartite corporatism），并没有被取代。实际上，它们以及附属于它们的各种社会力量仍然拥有“相对的”，甚至是“很明显的特权”。但它们要服从于总理和总统的直接办事机构及主要的部，如外交部、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只有这样，它们才能成为“通过与世界经济相联系的主要机构来贯彻的政策的工具”。[27]
不过，从1968年到1975年出现了战后秩序的危机，这次危机使“全球经济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甚至削弱了美国的霸权，因此，国家的国际化出现了一个新的阶段。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强权下的和平的保护伞下，生产和金融的国际化得到了发展，加上各国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产业的好斗精神和利润的滑坡，所有这一切造成了这次危机；布雷顿森林的汇率体制被废止了，国家内部对劳工、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进行微调的能力受到了严重的考验。虽然考科斯认为这次危机是由与国际矛盾一样多的国内矛盾引发的，但是他再一次从外部和内部这两个方面描述了新时代的国家的重组。一种重新限定国家作用的“新的理论”是“由各种非官方组织——三边委员会、比尔德堡会议、罗马俱乐部和其他有声望的论坛——在对意识形态进行修改时共同提出来的，并在以后得到了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类更加官方的机构的认可”。[28]按照考科斯的归类，这种理论实际上是他称之为撒彻尔—里根超自由主义国家模式（“自由国家的最充分、最不妥协的实例”[29]）的支配哲学，这种理论从两个方面攻击战后的妥协：与劳工和福利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国内妥协和调解民族利益与全球秩序的国际妥协。在国家内部，权力从那些同国内社会力量关系最密切的机构进一步转移到那些同形成国际共识过程关系最密切的机构。考科斯在1992年的《社会主义文摘》中的一篇文章中是这样概括的：
实际上，对于全球经济来说，没有一种明确的政治的或权威的结构。但是，有些事情还是有待解读的，这些事情可以用一个法文词“星云状态”或用“没有政府的治理”的概念来描述。
在全球经济的官方看守人中间，有一个形成共识的跨国过程。这一过程产生了已经取得共识，并受到全球化意识形态支持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传到了各国政府和大公司的决策渠道……这种集中化的政策影响对各国政府的结构性冲击可以叫做国家的国际化。它的共同特征是把国家变成根据全球经济表面上的迫切要求调整民族经济的做法和政策的一个机构。国家变成了一个从全球经济到民族经济的传送带，而在这以前国家起的是保护国内福利不受外部干扰的屏障作用。国家内部的权力集中在那些与全球经济关系最密切的机构——总统和总理的办事机构及财政部和中央银行。那些与国内经济有较多联系的机构——产业部、劳工部等等——变成了从属机构。这种现象在战后秩序出现危机之后已经变得非常突出，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30]
人们记得，考科斯把权力的这种转变说成是在布雷顿森林时代国家重组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他没有明确地谈到这一点，但是现在，职团主义和福利主义的国家机构以及同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各种社会力量好像都失去了它们以前所拥有的“很突出的”和“相对的特权”地位。不过既然1945年以后它们在实质上已经变成了“次要机构”，[31]所以在他头脑中1975年以后的实质性变化，似乎势必与现有的主要国家机构——如财政部、中央银行、总理办公室等——的作用有关。它们与代表全球经济的各种力量之间好像越来越没有谈判关系，而是越来越多地成为它们的代理人了。(https://www.daowen.com)
考科斯从“国内和国外”这两个方面分析国家的国际化的方法，在这里表现出了它的局限性。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到民族经济的传送带”的概念，不仅对于区分全球经济与民族经济太正式了，而且对于表达权力自上而下的关系也太“严密”了。[32]考科斯在1992年的一篇文章中对在1945年以后出现，并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得到发展的国家的国际化进行了分析。我们好像从作为缓冲器（现在称为“屏障”）的国家直接跳到了作为传送带的国家，跨过了战后国家作为全球资本和国内资本的调解人，并对这两方面都承担责任的阶段。他想在这么短的一篇文章中对他的目的进行理论性的概括，即使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把国家的国际化的过程说成是从缓冲器到调解人，又到与全球资本联系在一起的传送带的过程，这样一种框架也许太没有说服力了。
我倒是认为，国家的作用仍然是这样一种作用，即不仅要把不受约束的国际资本竞争逻辑纳入到本国的范围之内，而且还要对它们进行调解，即使这只是为了保证国家把新的世界秩序转化成本国的政策，以有效地履行自己的全球责任。实际上，正是由于调解存在着困难，人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考科斯的观点，即“有限民主的倾向”是限制国内人民对国家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需要研究的是，整个国家机器的重要转变确实是使那些与国际上的“全球经济的管理人”关系最密切的机构显得更重要的转变，还是开始一个更普遍的过程，这一过程更多地要由国家本身内部的因素来决定，而在这一过程中，甚至那些虽没有直接的国际联系，却能直接促进资本积累并宣传竞争的意识形态的机构取得了重要地位，而那些致力于社会福利，宣传阶级调和的机构却失去了重要地位。失去地位的程度之大小，失去地位的时间之长短，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机构现在所经历的变革的内容，也就是取决于它们能否被人促使或自动使自己更加适应全球竞争的迫切要求和财政限制。也许劳工部、卫生部和福利部与其说是成为从属机构，不如说是它们自己允许被结构重组。
至于国际层面上的权力结构，“星云状态”或“没有政府的治理”，都未能用“全球集中化的政策影响”和起源于这些影响的“传送带”的概念表达出来。实际上，考科斯在《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一书中用一段深刻的话论述了“以集中管理为特征的美国强权下的和平的世界经济的衰落”，目的是把世界经济解释成“一种体系，而不是一种制度”。而在20世纪60年代，他曾确认以美国财政部为顶点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其他机构将它自己的政策标准国际化这样的一套制度，“在70年代，私人跨国银行起到了重要作用，不再能令人信服地认为国家和国家间机构是最高管理机构的惟一代表”。这里重要的发展是，“因为在如何改造这一系统内的正式的政府间结构这一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所以私人的国际信贷扩大了。改革之所以走进了死胡同，是因为美国和欧洲国家在美元未来的作用问题上僵持不下……在官方机构对管理问题没有达成一致的情况下，美元霸权转移到金融市场，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转向缺乏管理的美元本身……国际金融体系顶峰期的权威被削弱了。危机没有引起有效的集中化。美国的势力过于强大，不会接受外部强加给它的任何约束，但它已经不能再为一致同意的秩序制定规则了”。[33]考科斯并不认为，这个问题在90年代初已经解决。实际上，他在1992年的文章中强调指出，国际金融所处的环境是“危险的，也是脆弱的”，因为连七国集团都不能“制定任何有效的安全规则”。
在这里特别明显的是，在考科斯的分析中，还有一个没有解决的矛盾。一方面，有这么一种现象，即根据那些集聚在跨国机构和论坛中的精英人物在意识形态上达成的一致而建立的超国家管理机构越来越集中。他宣称，战后霸权主义秩序的解体，导致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加强“协调政策的做法”，“这种做法对于维持共识是非常重要的，在过去的20年中，协调政策的做法已经成了一种制度，而且这种制度在缺少明确规范的情况下得到了加强。意识形态不得不替代法律义务”。[34]不正是由于这种制度才把超自由主义的政策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并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吗？另一方面，还有另外一种现象，即国际金融是一个不规则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说，它一出现就是不受管制的，因为在国家间的层面上没有能力制定一致的政策。[35]不正是这个国际金融体系把国家国际化，并使一大批什么意识形态取向都有的国家决策人承担责任吗？
重点从社会力量到意识形态，到制度，再到体系来回转变，考科斯框架中的这个自相矛盾最近引起了一位批评家的批评，他寻求一种更传统、更激烈的决定模式，他首先谈到了一种方法的失败：
这种方法极力想摆脱“经济主义”和理想主义这两个孪生魔鬼，它们给国际秩序研究提供的只能是韦伯的多元主义，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形成一种社会秩序——经济、政治机构、市民社会——的各种变数之上根本没有整体的社会结构，不如说每一个变数实际上都是独立自主的，没有排除的多种因素中总会有一个决定因素……这种要素分析法在考科斯的分析中的实际效果是，在物质能力、思想和制度之间的互动作用中，不存在决定因素，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各种力量的问题是一个需要通过个案研究回答的历史问题。虽然这种立场在理论上是值得称赞的，但它的真实结果却产生了一种多元主义的经验主义，它既没有能力解释价值、社会关系和制度之间的系统关系，也没有能力说明资本在历史上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出现改变了社会秩序，也就是使所有的关系通通要服从作为政府干预的基础的资本关系。[36]
如果关于经验主义的指责还不是完全无的放矢的话，那么伯纳姆关于在一般层面上首先要考虑“资本关系”的要求，很难说是对什么问题做出了回答。实际上，考科斯是会准备在这个层面上承认有一种决定因素的，但当时他就会问道：那有什么关系呢？本文上面提到伯纳姆对考科斯所用的方法的批评，据说是他不承认“国家要通过法制和币制的手段强制执行市场规则，以满足一般资本的利益”，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批评完全是错误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一样，考科斯在谈到19世纪中叶的自由主义国家和20世纪末期的超自由主义国家时，是明确承认这一点的；但是，他要知道的是，国家做这件事的规则是什么——在另一个历史连接点上的另一种形式中，是什么东西能使国家再做这件事？认为资本关系一劳永逸地规定了国家的作用，这个看法不是最恰当的；但是全球经济到民族经济的传送带的观点，也不能说清楚这个问题。
每个国家的作用仍然是由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斗争决定的，这些斗争总是在各个社会结构内部进行的。在这里，我想起了普朗扎斯说过的一段话：即使是那些社会力量也要“受到依赖于劳动的国际分工和资本的国际集中的多种关系的影响”，而且虽然这些斗争看起来也许“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多地是在由世界基础决定的连接点上展开的”，但是由于每一社会结构的不平衡发展及其特殊性，具体的民族形式在这些斗争中仍然是主要的。（在伦敦和渥太华的政府制定预算时，它们真的要对国际金融承担责任吗？或者，是因为它们要对伦敦的商业和金融中心或对海湾街负责，它们所以要对国际金融承担责任吗？）也许正是由于国内和国际都对民族国家层面上的人民斗争不断突起表示关切，所以我们现在才迫切需要用法律制度来规范新自由主义。在不断缺少意识形态的认同或缺少把一套跨国规则带给资本市场的能力的情况下，20世纪90年代的国家的国际化好像采取了一种国家间签订正式协议的方式，目的是从法律上强迫未来政府普遍遵守资本市场的规则。这种情况是由于国内和国际资本家越来越担心，随着危机的继续，在国家的国际化的过程中，意识形态不能继续代替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