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建设国际金融大厦

勃兰特报告把国际货币体系的混乱无序看做是世界经济的关键问题，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措施、稳定汇率。在新自由主义繁荣时代，提出这样一种制度调节的要求是不会发生任何影响的。况且，在20世纪8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国际金融警察正忙于处理债务危机。而国际金融政策，不是采取防御措施，而是要及时做出临时反应。在1994～1995年墨西哥危机以后，特别是1997～1998年亚洲危机以后，西方投资者再度处于问题压力之下，特别容易受到伤害，7国集团被迫认真思考对于国际金融市场的调节控制。对于一场新的、大规模世界经济危机不祥之兆的恐惧刺激了这种思考。不仅是那些重要的金融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支付平衡银行表达了调控要求，就连大投机家格奥尔格·索罗斯也警告人们要注意投机的“赌博资本主义”自我摧毁的发展趋势。[24]

在这种问题压力之下，1999年夏天在科隆举行的7国/8国首脑高级会谈通过了声明，希望重新建设一个新的国际金融大厦。但是，这个大厦是什么样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中应当起到什么作用？对于上述问题还存在争论。赖穆特·约希姆森是1999年11月去世的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银行总裁，他生前在一篇文章中，对于所有要求加强国际金融市场调控的建议都进行了批判。他要求加强银行监督、加强金融市场的透明度，但是，反对重建国际金融大厦，反对建立一个跨国的、全球金融调控常设委员会。所以，在他这里，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和许多非政府组织所偏爱要求的、对于投机的外汇市场交易征收托宾税的主张，被看做是非常成问题的，最终无法实行，或者在全球是无法实施的，无论如何是有害的。事实上，它的实践可行性肯定存在问题，但是，它的有害性却并非这么显而易见。

征收托宾税或者希望对于“赌博资本主义”进行控制的类似努力依旧摆在议事日程之上。世界银行最近发现，在投资国开始削减它对于多边贷款的发展预算的时候，托宾税可能成为多边发展基金与环境基金筹措经费的资金来源。多边主义经费的困境可能会使秩序政策或者技术上的反对意见归于消失。最迟到下一次大规模金融危机爆发，它可能会使西方贷款人受到威胁，那时，金融世界对于一个新的金融秩序的呼吁会再度加强。市场的自愈能力是无法对付一个负债累累世界的诸多问题的，无法对付金融市场轻易爆发危机的脆弱性。在中期内修复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老建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对它进行改造，或者甚至重新建设一个新的体系。谁要想《不要害怕全球化》，就必须同奥斯卡·拉封丹和克里斯塔·弥勒关于对于国际金融市场进行调控的建议进行辩论。[25](https://www.daowen.com)

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新的国际金融大厦”首先意味进行一种广泛持续的债务调整。20世纪8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国集团、巴黎俱乐部、伦敦俱乐部在治理紧迫债务危机方面都获得很大成功，现在把长期解决债务危机的任务摆在他们面前，因为堆积如山的债务继续不断增长。1999年夏天在科隆举行的8国集团首脑会谈向无论如何也没有还债能力的最贫困发展中国家许诺，减轻它们无法承受的高额债务，但是，并没有把其余发展中国家和门槛国家数量上不断增长的国外债务当做“新的国际金融大厦”的结构性问题。在这个南北关系的核心领域，在危机临时治理方面，人们可以同赖穆特·约吉姆森一起，把这种治理描述为清醒的和务实的，但是从另外的观点来看，是不能解决将来长远问题的。

债务危机有着内生原因和外生原因。究竟是内部的畸形发展（如管理混乱、挥霍浪费、腐败、资本外逃、军费开支等），还是债务国家和它们的利益组织所强调的世界经济因素是主要原因，长期以来存在着争论。1999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组织年度报告的核心命题认为，要想使国际贸易关系摆脱债务陷阱是十分困难的，对此人们几乎没有任何争议。所以，情况依旧像20年前一样，当时《勃兰特报告》要求77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把免除债务和建立一个“公正的世界贸易秩序”作为所有南北关系谈判的中心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