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资源——生产网络的国际化

20世纪60与70年代直线下降的运输与通讯交往成本与新的通讯交往技术结合起来，为世界范围的网络化生产开辟了发展机会。特别是跨国康采恩，还有迄今为止一直在民族国家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的公司企业，现在，在实行“减肥生产”战略，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和通讯交往技术推行新的生产方案的进程中，可以使自己的跨越国家边界的“生产极端灵活化”的政策提升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背景下，80年代跨越国家边境的“公司内部”贸易与“工业产业部门内部”的贸易活动大幅度增长，而在这里，在西欧国家（网络化比例比较高）与美国、日本（网络化比例相对比较低）之间还有很大的差异。[25]因此，只有跨国康采恩才能够把各个国家不同的劳动生产率资源、熟练技术资源与工资成本资源通过向外转移，以及公司内部网络化的途径而动员起来——非常典型的是，不是按照世界标准，而是集中于西欧与美国的生产中心！在这方面，劳动密集型的，也就是工资密集型生产制造领域被特别转移到其他国家，从这些国家获得半成品（资源全球化），这些国家一方面拥有需要的熟练技术人才，另一方面工资成本比较低（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印度工程师的例子，经过国际互联网，他们在本国就可以为欧洲康采恩进行设计制图工作）。经济全球化与通讯交往技术、信息技术的巨大能量结合起来，在这里发挥了很大作用，它为临时工劳动力市场在国际上打开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它挖掉了各国工会社会联合进程的基础。公司企业还可以——只要是它们遵循这样的战略——摆脱民族国家劳动力市场与社会福利体系的束缚，对于在战后繁荣年代发展起来的民族国家再生产结构来说，这将产生很大的后果。因为现在民族国家范围内涉及职业劳动的劳资协议与社会福利政策的规章制度都陷于压力之下。那些迄今为止间接参与分享大公司在世界市场上的成就，经常从事劳动密集型，即工资密集型生产地区的中小企业特别受到了“资源全球化”的严重冲击。它们承担着工资附加成本（社会保障体系用它来筹集资金）与纳税（工资税在政府的征税收入中占有很大的比例）的主要负担。与此同时，例如在德国的制度中，这些企业还要大量投入资金参与专业劳动技术的培训教育。大型公司与中小企业之间的这种分化由于这样一种经济政策而进一步从制度上得到鼓励，这种政策不是加强把生产固定在某一区域内的约束力，而是支持单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成就而一味地扩大企业规模。在一种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核心产业部门中高度的劳动生产率——由于民族国家放松控制政策而鼓励企业行政管理采取了尊重股东利益的姿态——导致的结果就是失业率进一步升高。在这种条件下，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不再是解决问题（大规模群众失业）方案的一部分，而成了问题的一部分。[26]

与此同时必须强调的是，在这里所描述的“极端灵活化过程”始终被限定在区域性的生产中心范围内。[27]有人认为，现代企业已经失去了“民族性”（罗伯特·莱西），已经没有“生产基地”（埃玛尔·阿尔特法特），但是，如许多批评家指出的那样，这些命题迄今为止还没有从经验上得到证明。对于长期以来还没有达到跨国康采恩等级的跨国企业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如保罗·赫斯特与格雷厄姆·汤普森所证明的那样。[28]一般说来，“莱茵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如此：在这些国家，区域性生产基地很高的劳动生产率，至少在可预见的时期内阻碍了这种资源全球化，如上面所说的技术熟练的印度工程师的例子，成为大规模现象普遍推广。因为这将进一步导致大规模解雇。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一种职业劳动的工资成本因素更多地是属于某一生产基地的，上面所说的大中小企业的区域性网络，在教育体系中培养高级生产知识分子的大学科学中心，一种扩大的基础设施，高标准的劳动与社会保障调控，还有很高的社会政治稳定性，都属于这种生产基地的基本因素。西欧大陆国家高度劳动生产率始终建立在这种区域性生产基地的因素基础之上，而资源全球化可能是对它的一种补充，也可能对它造成威胁——如人们所描述的那样，但是还没有取代它。现有的公司企业的生产一旦被纳入这种地方的经济与社会网络中，就不允许资本进行无限制流动。在“强大的全球化命题”中，这种流动性似乎应该是畅通无阻的。由于全球化进程、纳入进程而出现的市场涡流与货币不稳定，从这种网络化生产、产品越来越复杂、革新周期越来越短的发展趋势中，人们甚至可以得出相反结论。连续地纳入区域网络内对于公司企业来说，是进行革新的一种重要前提条件。因为这样一种纳入可望提高生产潜力，获得所期望的安全保障，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够参与全球竞争。在这里，对于区域潜力的反思是迎接全球化挑战的前提条件。(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