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表达的人民主权以及国家在这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

如果人们关心的是人民主权的运用，那就会观察到，人民主权已被摧毁了，这种实践越来越在关键问题上迫使议会代表，尤其是公民社会保持沉默。在全球化和欧洲统一的背景之下，这种“民主欠缺”意味着国家主权的重新行使要以政治权利相当程度的自主化为代价才能做到，这一点正在艰难地用那种被认为是防止社会断裂的新的一套管理措施来加以掩盖。考虑到这一点，欧盟委员会退缩了，借口是由于各国社会保障体制的复杂性，或者由于每个成员国在这一问题上各自具有的特殊历史遗产，因此在社会问题上的协调即使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是极为困难的。

这就是为什么更接近公民的国家能够更好地维护自己在社会传统和民族气质方面的利益。然而，各国的一切社会改革都朝着一个同样的最终目标：劳动市场的自由化。这些改革可以委托给成员国去做。并且采取通过一些小规模的连续的措施来逐步增量的方式进行，但是与周围的谈论相反，这绝不是意味着各国政府对全球化势力所做出的某种反抗。

按照卡尔·波拉尼以第一次“大变革”问题所下的定义，国家的作用在于“根据情况，通过加速或减缓来改变变化的节奏”。通过渐进的改革，公共权力就会消除阻力。但是，随着机构的运作，并且随着机构表现出它们的协调一致，它们本身也就表现为既成的事实。

虽然有关民族国家政府软弱无能的议论多得不得了，但是，人们看到，正是原来的政府在全力协助带有霸权政治色彩的新经济进行规划并付诸实施。对于这种新经济，政府力求参与，而不仅仅是“适应”[13]。通过国家、地区、地方和欧洲各层次的同时运作，以便重新界定游戏规则，并使这些规则符合新自由主义的“教义”，政府已参与到这种新经济中来。共同体的各个机构与其说是起篡夺正在衰落的国家主权的作用，不如说是不允许成员国以其他方式去追求本国利益。

尽管如此，由于欧洲统一处于一种盲目过程，并被迫走向“无终点的目标”[14]，由于欧洲一往直前，没有回头，而且拒绝各国收回承诺的可能性，因此各国目前处在一种错综复杂的状态之中。通过确定政治上的大方向，各国承担了遵守规范的责任，这些规范随后由欧盟委员会加以颁布，对所有国家都有强制性，并从此超越各国的全部法律。

迄今为止，在让欧洲对它们的选择的后果承担责任的话语的保护下，各国很可能以丧失对过程的控制而告终。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可能是回到原状，因为各国单凭自己的力量将会失去由参与协同行为而重新构建的活动范围。除了对欧洲统一的目的重新界定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不平等的加剧除了提出伦理问题之外，它最终总会变成对经济发展的限制并损害社会的凝聚力。在欧洲的背景之下，跨国的动力恰恰可以成为通过靠拢最优惠的条款和实践政策（劳动条件、工资、就业、社会保障）促成高水平的社会协调的机会。这要以一种政治意志为前提，目前还很缺乏这种政治意志，但是，它一旦表现出来，就将具有榜样意义。相反，面对美国的霸权，由自由交换的帝国而构成的欧洲也许会导致许多计划，但肯定不会导致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

（陈露译　殷叙彝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