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时代如何才能实现民主？

“制度变革”——这是68年一代人的革命战斗口号——今天有了一个新的名词：全球化。而宣传“制度变革”的集团也换成另外的人，不是无产阶级、共产党人或者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而是由对立双方组成的一个非自愿的、隐蔽的、世界范围内的联盟：跨国康采恩、跨国社会运动，以及国际组织中的跨国专家。从那些信奉新自由主义、主张改善市场的人的目光看来，20世纪90年代的制度变革是一件特别光辉灿烂的事情。现在的马克思不再是长期从事写作的自由作家、从事理论批判的批判者，而是世界银行职员、全球资本市场的金融竞技高手或者经济专栏记者。他们用各种各样的笔名在《金融时报》、《纽约时报》或者《明镜》杂志上发表文章。作为以世界上各种语言写作的、目前还不知道何时结束的系列作品延伸，他们正在发表《资本论》第4卷。“国际金融市场的行情摇摆不定”，“东南亚在欢宴之后面临光明的未来”，“我们将越来越富有”，“遥远的共产主义将在明天终结”，“有工作的穷人”，“没有劳动的经济增长”，“美国中产阶级正在丧失社会地位”，“市民社会正在衰落”，“新的流氓无产阶级正在被排挤到社会之外”，“应给所有的人提供基本保障”。在东西方冲突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分析”和“阶级斗争口号”在德国会落入宪法保护机关的职权范围之内，并且会面临被禁止从事职业工作的失业威胁。今天，人们在世界主要通讯社的报刊上都可以读到这些分析和口号，丝毫不会受到追究。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分析的胜利和失败变得几乎没有区别。人们甚至可以说，这个失败简直就像胜利一样：马克思成了多余的，因为所有人都在谈论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全球化就是没有马克思的资本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代名词。

借助“全球化”这个词句的外壳，涉及的是使人们陷入政治上巨大矛盾心理状态的对于一种制度变革利弊得失的考虑。一场刚刚开始的关于全球化问题的辩论波涛汹涌。那些为美好的、古老的社会国家或者民族国家进行辩护的人对于向社会国家或民族国家提出挑战的全球化提出了质疑。相反地那些承认全球化挑战的人，正在面临选择：他们或者背弃由民族国家、民族经济、民主与社会公正结成的神圣同盟，与那些背叛欧洲政治思想的新自由主义者称兄道弟。或者他们提出本文提出的问题：在全球化时代怎么才能实行民主？这种民主正处于一个历史时刻，在这个时刻，后现代主义理论、系统论与各种不容置疑的伟大思想幽灵一起，宣布了政治的终结。

至少人们应该弄清楚，是什么东西使得全球化辩论变得如此令人不可理解、不可避免和不可抗拒？它使得一切都颠倒错乱。在这场辩论中，人们很不情愿地与主流思想相对抗，在世界范围内看到并讨论起不久前还完全被忽视的问题，即西方现代主义的基础。[2]

这个思想可以作为一场新的全球化大宣传的出发点。现代主义同它的打着疆域国家印记的政治垄断、集体观念和社会观念，同它的技术进步与民族统一的理想一起走向了终结，“全球化时代的”后一后现代主义（马丁·阿尔布洛夫）正在开始。(https://www.daowen.com)

“在现代主义之后，艺术、道德、国家，甚至经济领域都面临摆脱时间和空间限制而重新组织的问题。这些领域中没有一个领域能够保障维持现状。科学确认，宗教在教区深入人心。国家正在变成一种反映个人意愿的中间媒介，艺术正在成为一种集体行为。人们以往的和现在的所有各种实践经验作为人类总体状况的局部成分相互共容共存，对于人类问题的解决，它无法提供任何长期有效的固定方案。个人必须要在应付全球世界的不确定性中维持生存，在同他人的暂时交往中寻找普遍原则。”[3]

也许人们可以用发现美洲的比喻来描述在第一次现代化、后现代主义、与第二次现代化之间的区别。第一次现代化的拥护者声称要不断地现代化，就像哥伦布还没有发现美洲，而是刚刚到达印度。与此相对，后现代主义者宣布，哥伦布究竟到达哪里的问题仅仅是媒体的幻术。相反地，拥护第二次现代化的代表则说，让我们来勘察和建设一个全球社会的新世界。

事实上，社会科学始终被一种神秘的黑格尔主义所统治，它认为（资产阶级社会）起源于国家的秩序要求。就像关于社会科学家的领土偏见这个命题所说的那样：他们把社会关系在一定社会空间内组织起来等同于国家的领土控制，在这个条件下，他们把“社会”、“文化”、“民主”、“经济”理解为在一个整体内部同时具有共同归属的、职能上各有差异的不同范畴，并且把它们相互组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