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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政治领域人们也已经做出了类似的断言。在战后时代，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建立起国际组织，因此，出现了一种独立的复杂的关系系统。这个体系不仅具有双边事务的特点，而且还延伸涉及许多具有世界范围意义的内容。

关于一个惟一世界体系发展的最明显例子就是核武器问题。它已经拥有这样一种摧毁力量，以至对于它的控制已经成为超级大国的共同任务。在这里，美国今天仅仅还是一个经济超级大国。很久以来，这样一种认识已经在人们中间渗透，核武器的威胁已经根本改变了战略关系。这个武器库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这个星球上的所有生命，它使得传统的力量平衡观念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力量平衡只有在许多民族共同行动中才能实现，在一个复杂的权力分配体系中，一个民族可以设法通过威胁恐吓，或者外交活动重新恢复力量平衡。在全球体系中，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个国际体系，而且还涉及一种结构化的、由一种力量居于主导地位的统一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从事技术发展的活动主体所面临的风险与其他活动主体所造成的威胁同样严重。

核武器仅仅是国际关系的一个明显例子，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国际关系在跨国体系中不断变化。而国家、公司企业、一切可能的社会集团与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解决共同关注的事情，例如毒品消费，或者反对毒品的斗争，艾滋病，或者海洋法，必须创建一种覆盖世界范围的组织形式。所以，“国际”关系，也就是国家之间的关系，与“跨国”关系，也就是跨越国家边界的关系，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联合国本身就被看做是跨国机构和国际机构之间的一种混合形式。(https://www.daowen.com)

在所有这些领域，向全球化的转变唤醒了人们一种崭新意识，人们意识到，所有人的行动休戚相关，或者相互威胁。在环境方面，我们可以测算，世界范围的经济活动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共同风险。根据乌尔利希·贝克的观点，我们生活在一个风险社会中，因为越来越多的行动潜在地对于所有人都会造成威胁。[3]所以对于人类来说，全球化是一个关键的风险因素；共同的社会立场将超然于旧的阶级和等级区分，依据的仅仅是对于生活机会与生活风险所做的判断。

所有这些结果都影响到一种全球变化，这是一个整体意义上的全球，我们共有一个地球意义上的全球。共同的风险是从世界规模的人类活动的总和中产生的，所以必须要在这个范围内进行观察研究。首先是环境遭受威胁，还有许多危险可能是由于许多集体活动主体的合作而产生的——电子计算机大规模传染病毒，股票市场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