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进步的竞争选择？
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我们能够应对竞争的挑战和保留我们的社会主义的价值；他们确实相信竞争将创造出对持续开展社会计划是极为重要的巨大的经济成就。但是他们错了。他们之所以错了，首先是因为，在加拿大的特殊情况下，没有对建设强大的工业基础感兴趣并具备这种能力的资本家阶级……不过，他们不只是犯了错误。他们要我们接受的竞争框架最终是危险的……一旦接受了它，它所隐藏的各个方面……比如对社会计划的进攻——就会很快重新迫使人们承认它们的权利。一旦我们决定在竞争的领域开展竞争，我们就不可能在不付出严重代价的情况下退却。由于（当我们本应动员起来，保卫我们的社会价值的时候）我们使参与竞争的重要性合法化，我们就很难抵挡那些不可避免地要以“全球现实”的名义出现的坚决的进攻……竞争模式最终会问，公司部门是如何得到加强的。我们的看法是，正是这个具有很大力量的部门限制我们自由，并使“共同体”的意义变得微不足道。
金丁和罗伯逊（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46]
20世纪90年代全球的衰退是全球超自由主义经济失败的证明。在国家之间的全球贸易竞争中，国家政策不是不起作用，但这种竞争是在“‘残酷竞争’这种不稳定的恶性循环”中进行的，因此每个国家政策的累进效果在其产生的灾难中都是巨大的。格雷格·阿尔博是这样总结的：“各国都减少了国内需求，采取一种有利于出口的战略，向其他国家倾销它自己的剩余产品，因为在其国内经济中，没有多少消费者，工人的生活标准降低了，生产收益全都归了世界市场上的资本家。这就造成了一场全球性的需求危机，消费循环跟不上剩余能力的增长。”[47]不过，不幸的是，大多数中左派主流政党提出的一种比较进步的竞争形式的纲领还不构成一种选择的主要内容。从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这段相当长的时间中，大部分左派没有认识到，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危机是一种结构性的危机，它关系到资本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和在我们这个时代所产生出来的矛盾。他们对危机的回应在加拿大自由贸易的辩论中是清晰可见的，这就是把瑞典相对低的失业当成三方职团主义在维持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过程中仍然有活力的证据。[48]但是，这忽略或低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在瑞典模式中也潜在的很多矛盾和冲突，而且这种天真的立场最终被一种模仿这些国家的做法的想法所取代，因为这些国家在以出口为导向的竞争中是最成功的。但是，与其让用解除管制、自由市场、私有化和紧缩这些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定调子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来强制规定竞赛的条件，左派知识分子（从社会民主主义者到左派自由主义者，再到一大批从前的马克思主义者）倒是宁愿提出一种“进步的竞争战略”，借此号召劳工和国家采取主动行动，在进行一场成功竞争的赛跑中把工商业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瑞典职团主义另一方面的鼓舞的战略核心是，支持和引导工人和资本家都朝着高技术/高附加值/高工资的生产方向发展，这一点的关键是大规模地培训一支具有高技能、高度灵活性和极为机动的劳动大军。鼓励企业充分利用最近在微电子领域取得的技术成果，在高生产力的水平上，通过采用灵活的生产方法，最终生产出高质量的商品。这种看法的基础同样是接受全球化的不可避免性，但是它认为它同超自由主义的联系只是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联系过于密切的政治家的意识形态色彩问题，它仍然要求在战略上优先考虑国家。一旦不再把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当做全球化过程中国家政策的前提，“进步的竞争”战略就会指望国家能够承担一种实质性的社会工资，如果这种战略明确地把福利和教育同在那些可以在一场以专家领导的竞争比赛中“获胜”的特殊部门公开推广灵活的生产和技术创新结合在一起的话。（显然是以扩大提取相对剩余价值比提取绝对剩余价值的优越性为基础的）相对繁荣将会落到一些国家头上，这些国家能够引导资本和劳动采取这种“漂亮的”竞争战略。这种战略的全部重点在于培训，实际上准确地说，这种战略是要学会如何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跑得快一倍。
这样一种战略既是空想的，又是危险的，事实上，北美克林顿民主党政府和在1990年选出的安大略省的新民主党政府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它为资本和劳动提出了一个庞大的经济调整纲领，却完全没有考虑在过渡阶段如何避免残酷竞争的问题；它毫无根据地断言大众就业主要是一个根据技术变化调整技能的问题，而不是生产过剩危机的一个方面；它造成了一个错觉，即高技术部门的就业增长率足以抵消其他部门的失业增长率；它甚至很不现实地夸大世界市场的增长率，认为这一增长是以满足所有采取这一战略的人；它根本就没有考虑到与向那些在有限需求的条件下不能成功实施这一战略的国家转嫁失业有关的问题（也没有考虑到由此伴随产生的持续保持需求的影响）；它忽视了这样一个现实，即在低工资经济领域，资本也可以采用主导技术，而且在这种环境下，即使在高技术部门，对资本的竞争压力也不得不促使继续压低工资，限制社会工资给它带来的成本和对整个战略进步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甚至是第一位的政策调整。毫不奇怪，阿尔博在这种环境下得出结论说，“和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一直想做的一样，即使是进步的竞争战略也将不得不和新自由主义一样承认‘残酷的竞争……把这当做目前经济情况的冷酷无情的必然性’”。[49]
罗伯特·考科斯把这种战略定名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战略”，并把它看成是惟一有可能替代超自由主义国家形态的中期选择。他说得很清楚：“实际上，它的基础是承认世界市场是发展的最终的决定性因素。”
国家资本主义的形态涉及二元论，一方面是以世界市场为导向的有效的竞争部门，另一方面是受到保护的福利部门。前者的成功必须为后者提供资源；暗含在后者当中的团结的意义将为前者提供动力与合法性……国家资本主义的最激进的形式召唤着由资本主义在世界市场竞争中的成功支撑着的内部的社会主义。这将是一个依赖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依赖于在交换价值生产中的成功。但是，正如它的支持者争辩的一样，同在弱小的国家靠自己的力量建成的社会主义相比，它对外部不稳定的反应，不是那么脆弱。[50]
考科斯在很大程度上认为这种选择（“带有或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只限于工业发展较晚的国家（比如法国、日本、德国、巴西、南朝鲜），因为这些国家有“在追求共同目标的过程中国家和私人资本之间的密切协作”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传统。他完全认识到，这种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在把一部分工人阶级纳入以世界市场为导向的部门或让他们在福利事业部门就业的同时，仍然排斥了很多仍然处在一种与福利事业被动的关系之中而且在决策过程中没有影响的人（“比较多的是青年人、妇女、移民或少数民族群体和失业者”）。考科斯估计，国家资本主义夹在从这些群体中爆发出来的使社会道德失范的暴力中间，所以它选择的“历史集团的力量将是薄弱的”，而且这也许会引起某种镇压，造成与民主压力隔绝的状态，这将会使国家资本主义战略能够提供的“内部社会主义”的前景成为幻想。考科斯仍然坚持他在1992年的立场，他认为日本和欧洲的国家资本主义战略构成了“对国家层面上的整个全球化惟一可能的抗衡”。他特别希望欧洲共同体将来能够恢复“一种更多地植根于社会政策和平衡发展的资本主义”，一种反映社会民主主义和旧的保守传统的持续影响的社会主义，因为在欧洲共同体，“在社会宪章问题上还没有解决的争论表明，在民主国家和区域管辖权的未来性质上的冲突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左派一直在寻求一种超越在资本主义竞争形式中进行选择的替代方案，现在既然他们的中期选择的可能性是有限的，考科斯就要求他们以肯定的态度看待“因超自由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或职团主义发展形式之间的对立而开放的意识形态的空间”。[51](https://www.daowen.com)
但是这种对立的证据是什么呢？考科斯在这里表现出了一种不幸的倾向，即把为了清晰地进行分析而构建的一些并列的理想类型变成完全没有证据的现实世界的对立。考科斯把一些制度和意识形态结构当成替代超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国家资本主义“进步竞争”的基础，但实际上，用与考科斯在分析三方职团主义时所用的方法非常相似的一种方法来看，这些结构其实就是全球化的次要的发起者。在考科斯看来，民族经济计划的三方职团主义制度已经变成在战后秩序中按照世界经济调整国内经济的附属成分。
在欧洲和北美，劳工部（及其所发起的三方论坛和机构）以及福利和教育部正在进行重组，以适应全球竞争的原则，但是它们能否保持与它们在国家所代表的社会力量的关系的能力，要取决于它们按照“进步的竞争”原则进行这种重组的能力。按照这种办法，一些重要的社会集团，如果本来在国家发起全球化竞争时会处于危险的边缘化状态，现在就很可能参与这个过程，这是由于进步的竞争战略会发出呼吁，特别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实际训练，把目前正在失业和依靠福利救济（或者很快就要依靠福利救济）的各类工人以及工会、社会机构和代表他们的其他社会组织的领导人吸收到这一进程中来。此外，如果它们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福利部、教育部、劳工部、地区发展部等等，也许可以防止它们在整个国家权力机构中进一步失去地位，甚至可以使它们重新取得以前失去的地位。有人认为，由国家更多而不是更少地协调经济可以是竞争的一个更有用，同时也是更人性化的女仆，同这种观点相比，“进步的竞争”战略没有对国家的结构或全球竞争的逻辑提出更大的挑战，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重组和全球化的过程来说，它最终不是一种替代，而是一种附带的成分。
在欧洲社会宪章问题上的“僵局”可以证明这种解释是正确的。在北美，最经常提到的保证是欧洲共同体社会宪章，它保证进步的竞争战略将不会与残酷竞争的逻辑联系在一起。它被认为是其他国际协议的样板，它将在法律上规定一种高层次的劳动权利、社会标准和公司行为准则。罗宾逊指出：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全球化不只是意味着一件事情……那么全球化的不可逆转性就不再必然地导致出现新保守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处方。鉴于这一点，民族的竞争力也可以意味着不止一件事情，这要取决于它是通过减少跨国公司中的劳动和环境成本取得的，还是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减少在很大程度上与不规则的全球市场竞争有关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环境的外部事务而取得的。”[52]这种看法几乎总是过分夸大欧洲社会宪章的特点和意义，或者在已经认识到它的弱点的地方（正如罗宾逊所做的那样），没有问这样一个问题，即“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人运动在争取恰当的欧共体社会规章方面只取得了非常有限的进步”，这其中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它甚至与全球竞争的“进步的竞争”战略都是不一致的？罗宾逊尖锐批评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把它说成是通过收买来消除国内反对的一种明显手段，但是，他没有明显看出自己以及很多其他人曾由这一批评引出的关于这种不一致性的深刻教训。
欧洲经济共同体内的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人是如何“建立起一个商人和资本的欧洲的”？对于这个问题，阿兰·里彼耶兹最近提出了一种令人扫兴的看法，他认为，他们希望接着将出现社会问题方面的协议，却未能懂得他们已经“通过签订1985年单边条约（Single Act of 1985），扔掉了他们手里的最后的王牌”：
在一个没有共同的财政、社会和生态政策的单个的资本和商品市场上，成员国之间的竞争只能是一种走下坡路的竞争，因为每一个国家都需要使它自己的贸易趋于平衡。为了对付“社会倾销”的威胁，雅克·德洛尔[53]指望一种事后的推动，通过在外围国家和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联盟把共同的法规或契约基础强加给整个共同体。这种事情还没有发生，尽管欧洲议会（半心半意地）反对……越来越严重的是，协调增值税的努力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和）缺少对资本税的协调则是更加严重得多……尤其严重的是在社会欧洲问题上的投降。在1989年9月，欧洲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没有引起多少注意的社会宪章……1991年12月，在马斯特里赫特，欧洲的立法权交给由各国政府协调的一个机构；这是一个自动导航的国家机构。欧洲社会宪章再一次做出了牺牲，由于英国的退出，它成了一个“毫无作用的宪章”……实质上，目前情况下的欧洲，仅仅是因为资本的原因才能统一到允许它脱离国家控制，即脱离税收机关，脱离社会立法控制的程度。[54]
当然，并不是真的脱离了国家的控制。否则里彼耶兹的说法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欧洲各国政府在要求放弃在地区层面上对资本的控制的同时，也不主张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控制资本。正如里彼耶兹所断言的，这些国家，包括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国家，是商人和资本的欧洲的政治代言人。它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当然要反映资本在各个社会结构中的统治，但是还必须说明的是，我们面前的所有事实证明，有一种看法完全是一种误解，这种看法是：资本准备维护一种竞争的国家资本主义形态，作为区域贸易竞争的基础，这种形态是植根于“社会政策和区域内的平衡发展”之上的。确实，考科斯在1987年提出的那个设想也许更加切题，他那时认为：美国霸权的衰落和世界体系中的竞争压力正在以鼓励达成一种“竞争的一致性”的方式对所有国家发挥着作用。[55]但是，当时他的这种预测也许说的是共同“采取适合于世界市场的进攻战略的，并得到职团主义的社会和经济组织支持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形式”，正如我们在前边已经论述过的，如果我们把国家资本主义只看成——即使在欧洲——保护竞争的一个附带的组成部分，而不是超自由主义的替代战略，那么这种预测才是正确的。正如阿尔博所指出的，“不是英美国家正在转变成瑞典模式，而是德国人和瑞典人正在吸收‘英美模式’……”[56]
即使美国霸权在国际体系中多少有些衰落，但不断直接注入到欧洲的美国资本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一直在与欧洲资产阶级相互渗透，并产生了一种“竞争的一致性”。普朗扎斯在1974年曾经预测，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在依附于美国资本家的结构中陷得太深了，以致不会考虑在欧洲进行大规模区域合作的可能性，他的这个预测也许是错的。但是有一点他没有错，即坚持认为决不能把美国资本看成是欧洲以外的资本，而应该把它看成欧洲最有实力的资本。确实，“社会的欧洲”计划之所以失败，部分原因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反对派就动员在欧洲的美国公司反对这个计划。[57]外国直接投资的多方面的延伸，加上欧洲、日本和美国资本之间的相互渗透，加强了达成“竞争的一致性”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