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是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不断地遭到人们的抱怨。这些抱怨声称，制度化的行动领域、更确切地说是职能范围、生活范畴（没有固定词汇）变得十分专业化，每个领域周围都出现了围墙，这些围墙是这些领域内部的人修建的。在相互关联中，形成了彼此分界的不同学科与职业部门。经济学、法学、政治、医学、新闻业都同样地把它们的专家关在各自的围墙里面。关于一种不可分割纽带的设想正在消失。社会正在被挥发，或者说在最好的情况下不过是一个独特的范畴，一个市民社会，一种残余范畴。

现代社会理论、社会学，作为诊断治疗这些病症以致危机的一种医疗手段本身在不断发展。对此它们实际上有两个程序随时可用。一种程序在于设想，每个专门化的职能都会对于伟大整体幸福做出贡献。对于这种职能主义的理论来说，社会是它各个组成部分的总和。第二种程序在于寻找各个范畴之间彼此相互连接的成分，也就是寻找结合点，这些结合点抵消了彼此之间的缺乏理解。所以，如果专家知识或者合理的目标都不能继续提供帮助的话，这个“社会共同体”就成了人们的依靠。用最简单的话来说，人们彼此之间保持着各种关系，从而组成了“社会共同体”。

但是，这两种医疗手段哪一个也没有成功地证明自己。在第一个程序那里，实际上很难形成一种超越庞大整体的协调一致。经济学家在寻找整体的时候，触及的是市场。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家庭是一个再生产单位，在这个单位身上，首先模范地证明了医学化的发展进程。对于律师来说，社会就是有关法律和秩序的事情。

选择替代的医疗手段也面临类似的困难。弥补各个领域之间的相互分离并不需要相互理解。可以让它们听任另外一种意见的强制，所以政治、权力就处于一种无法超越的优先地位。社会共同体可以使自己不再作为一种分工意义上的共同领域而组合起来，一个职能领域，就是政治，主导支配了其他领域。(https://www.daowen.com)

借助于社会相互影响而产生的作用，这是第二种医疗手段；借助一种共同幸福的确定，这是第一种医疗手段。总之，这两个医疗手段都要依靠一种居于主导地位的现代社会秩序模式，就是民族国家。这种民族国家拥有权力，借用相互依赖所产生的作用，赋予两性关系一种“婚姻”的形式，通过一种“契约”来调整经济交换，把工资和薪金变成一种可以征税的收入。在这种视野中，把民族国家，如德国、美国或者南非与社会等量齐观，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因为它们经历了完全相同的发展。在这种方式的基础上，出现了国家中的社会共同体。这个职能领域不是由社会性，而是由民族性与一种共同的现代性、特别是由基本理性原则集合在一起的。“社会”剩余仅仅是社会福利国家计划与评估的客体。

但是在最近50年，首先是最近10年，对于这个职能领域的描述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描述不再仅仅是理性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而且以自己特殊方式使它成为“全球化”场所。就像这个经常被人嘲笑的主题词所说的那样。这种术语上的变动证明了一种普遍变化，并且使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些所谓彼此分离的领域，以及这些领域之间的相互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