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然于民族国家的治理：跨国政治的测不准模糊原理

最后，尼克拉斯·卢曼也没有弄清楚，人们所描述的通过国际组织，或者在国际组织中实行的超越民族国家的治理究竟指的是什么。这些国际组织建筑在国际合作基础之上，是不可缺少的组织机构与力量源泉。它们是一个最新的，至少是被人们理解、承认，并且得到支持的一个统治层面——此外它们与自己所服务的人们相距最远。它们并不代表一个世界政府的先驱，而是构成了一个治理世界体系的框架，通过这个框架，全球社会才有可能实现。无论如何非常清楚的是，如果人们把“政治”等同于做出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决策，那么在国际组织中就是在从事拥有广大影响的政治。因为在这里，超越了民主的公众舆论和民主监督，正在做出在跨国范围内具有约束力的决策。

人们可以研究1998年1月对于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的全球治理：许多民族国家政府在他们的政府各部和议会中通过了各种纲领和法律，确立了政策选择目标。在发生危机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专家们飞到当地，在几天之内拿出了一个取消各种补贴、调整（放松控制）价格的全新的预算方案。结果就是：具有政治合法性的民族国家活动主体成为不具备政治合法性的跨国活动主体的各种计划和指标的执行者。我再说一遍，那些民族国家活动主体必须放弃自己的民族国家主权，为的是——也许——再次获得这些主权。

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政治组织还是个未知领域。在这里事实上出现了什么组织，他们是如何出现的，以及这些组织意味着什么、一切都要服从一种被人们准确形容的测不准模糊原则，这个原则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政治事务开辟了活动框架与活动空间：第一，如人们所说，这种模糊性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缺乏一种世界主义政治秩序框架，而这种框架使人能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发挥作用。全球政治——如它以裁军决议、国际环境治理、建立一个世界法庭的面目出现的，或者在世界银行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欧洲机构框架内所表现的那样，——早已成为日常事务，而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民族国家政治的延长。[22]因为全球政治必须打破民族利己主义、地方自治主义、不顾各种民族偏见的反抗，贯彻实施自己独立的跨国的观点、价值观念和决策。

与此紧密联系的是导致这种模糊性的第二个原因：这涉及一种生成政治的政治，这也就是说，涉及进行改造的任务，必须借助它的具体谈判形式创造出组织上和政治上可能的活动形式（从进行决策时问题的选择、有关决策机构人员的民族的和专业的结构构成、直到做出决策的程序规则和实施战略）。在这里这些跨国组织也许是经过伪装的民族活动主体，对于它们，卡尔·施密特加了句很难听的话：“大谈人类，就是欺骗。”另一种情况是：也许跨国组织成功地抵御民族国家活动主体的行动和他们的权力欲望，并且堵塞了自己的漏洞，也就是说，把全球性作为独立的使命和行动范围，从官僚机构上和政治上组织起来。然后，它的测不准模糊关系还会导致第三种局面的出现，人们在一个个争斗不休的小圈子内进行活动，在其中，正常性成了例外，而每个人都反对所有的人却成为常规。

造成跨国事务模糊性的第四个原因就在于：跨国问题总是会涉及文化问题。这也就是说，具体的实际问题难解难分地与文化问题、认知问题、价值问题融合到了一起。许多努力都是围绕着如何寻求到一种赞同，在这件或者那件事务上如何能够得到一种真正跨越文化的赞同。(https://www.daowen.com)

最后，第五个原因，在向跨国问题和跨国决策问题过渡的时候，技术官僚失去了他们的榜样作用。技术官僚的习惯做法和可靠性都被打破。首先，被打扮成普世主义的专家的专业视野在跨国联盟中原形毕露，原来是彻头彻尾的地方分离主义（在民族国家框架内，在得到默许的情况下还是可以被隐蔽下来，但是在进行跨国争论的时候就无法掩盖了）。其次，在这里，他们的专业职能分化与技术官僚的专业化起不了任何作用，因为他们本身缺乏全球联系的特点。

这种不确定的模糊性是形成专业力量权力的核心根源。专家和干部利用关于全球性的讨论开辟了新的专业化机会。在国内与国外界限消失的地方，跨国的知识性团体——所谓的“知识界”——就赢得了一种关键性的作用。这就是说，科学上得到合法认证的专家团体从事研究、占有和对外提供共同的问题释义、因果关系设想以及政策建议。[23]国际机构一方面要依靠跨国专家们的理性，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对于这样一些学术团体的授权，建立这样的组织（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新自由主义在各种国际委员会中的胜利进军）。

在这里显示出跨国时代民主的两难困境，如果从另一方面来说，同时也是技术官僚的两难困境：为了使民族国家的活动主体重新夺回政治改造力量，例如堵塞税收漏洞，向国际货币流动征收托宾税，也许强大的跨国组织是必要的，甚至是有能力的。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够抵制跨国康采恩确认的合法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为世界经济活动建立基本框架条件。与此同时，跨国组织的非政治的政治在民主方面还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它们权力的增长迄今为止仅仅与一种在跨国范围内不断扩大的民主的“软”模式相适应，这些模式都要同自己提出的两难困境进行斗争：民主失去国界以后使得民主的意志构成、民主的政治认同日益困难。与此同时，它却使得在跨国活动主体的舞台上，超然于民族国家政治的、官僚机构的（非政治的政治的）权力构成与寻求决策的进程变得更加容易，不管这些权力和决策是按政治还是按经济的方向建立起来的。[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