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十一

由于全球化,这样一种观念再也站不住脚了,即人们的生活只能局限于一个具体社会之中,这个社会具有集权主义的,或者自由主义的社会形象,就像俄罗斯木偶一样、这种一个套一个的社会形象是它的象征。在全球社会中,全球性构成所有社会关系的框架,它并不仅仅是那些以民族国家,或者以国际为方向的各种社会集团相互作用的直接结果。这与歌德所看到的那种情况具有很大的差别。

在这里必须对于这种变化做出准确描绘。世界在不断变化,我们必须把握这种变化的最重要方面。在这方面,那些古老的设想可能对我们有所帮助。歌德把传统的社会共同体设想变为自己的观念。因为社会共同体本身是在相互作用中、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形成的,所以世界社会就是这个世界上各种具体社会关系的总和。通过歌德的思想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事实情况在他那个时代所采取的特殊形式。我们必须为我们这个时代做出相应的工作

所有人类社会都是世界社会的一部分。这些社会在全球社会中聚集在一起。虽然各种不同的社会集团——民族国家社会、妇女、同性恋者、科学家——今天都打上全球性的烙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是一个广泛的“全球社会”的组成部分。这个世界社会不断受到全球性的改造,但是并不是因此而形成一个“全球社会”。

全球社会只是许许多多各种不同社会中的一个社会,这些社会向我们提出了许多自相矛盾的要求。我们可以尝试使自己以同样的方式同时属于所有这些社会,它们也许是全球的、民族国家的、受地域限制或者不受地域限制的。它们都是世界社会的一部分,这个世界社会并没有一个核心组织。如果说,一个全球社会借助于建设和统治世界社会的要求正在逐步形成,那么,这种改造是否能够得以实施,或者说,如果成功地实行了改造,能否长期地维持它的统治,这些还都很不明确。

所以我们必须把全球社会看做一种特殊社会形式,它本身由于新的全球性而不断发展,它并不完全等同于世界社会。它是什么样子?它拥有不断发展的,或者说已经形成的国家机构,首先联合国组织就属于这种机构。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其他跨国的活动机构,他们努力确保一种全球协调,关心地球的未来。

有一种世界经济,它是由一些彼此相互联系的中心、世界性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也许还有法兰克福所控制的。还有一个全球统治阶级,他们是由一种经济精英、从事世界政治的国家官吏、世界著名的社会名流组成的。他们形成并且发展了作为一个阶级的所有特征,拥有特殊的居住地区和学校,细心维护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个阶级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世界政治阶级,因为他们致力于一种严肃的事业。他们努力使整个地球保持良好秩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整顿地球,就像以前那些民族国家精英所做的那样。换句话来说,在全球社会中形成了一个全球阶级,他们努力实现世界社会,就像以前的精英们为民族国家所做的那样:建立一个有良好秩序的社会。

为了按照民族国家社会模式建立一个全球社会,在这里,还缺乏一个重要内容,这就是在民族国家之间做出明确区分。新制度是不会采取划清界限的行动的。有两种划清界限形式——不属于我们,而且反对我们:这是敌人;不属于我们,但是还不反对我们:这是外人——对于民族国家的形成来说,这两种划界形式具有根本意义。但是,这两者对于全球国家来说,都是不适用的。

虽然如此,把某些社会集团排除在外,这是所有社会的特征,由此而出现了贱民或者被排挤者。这些概念的起源向我们指出了另外一种历史经验,这些经验也许是十分重要的,甚至会使现代主义失去推动力。代替西方社会秩序最重要的选择就是印度和中国的社会秩序。

这些例子都证明,一种社会制度一定不能建立在参与交叉性国家关系基础之上。它必须尊重人类生活实践的神圣原则,并且具有很高的适应能力(关于一个停滞不变的东方以及关于一个作为发展方向的西方的设想都是现代西方神话)。印度的等级制度证明自己并不是历史的残余,而是一种生气勃勃的制度,不断地适应新的形势,在这里,宗教起了一种重要作用。儒家家庭结构在远东“小老虎”国家的经济成就之中证明自己是具有促进作用的。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在一个全球社会中什么样的社会秩序将居于主导地位,是无法预见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新的社会现实要求新的思维方式。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必须充分考虑这个不断变化的现实。为此它们必须对于过去和现在整个世界的社会经验进行认真严肃的讨论。(https://www.daowen.com)

(张世鹏 译)

[1]马丁·阿尔布罗夫在伦敦罗汉普顿研究所教授社会科学,是伦敦经济学院社会学客座教授。本文发表在乌尔利希·贝克主编的《世界社会的前景》,祖尔卡姆出版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8年版。

[2]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国家的混乱,全球化的社会后果》,伦敦,1995年版。

[3]乌尔利希·贝克:《风险社会,走向另一个现代主义》,法兰克福,1986年版。

[4]马歇尔·麦克卢汉:《古腾堡人物系列》,多伦多,1962年版。

[5]菲迪南·膝尼斯:《共同体与社会》,莱比锡,1887年版。

[6]马克斯·舍勒:《人类中的永恒》,柏林,1923年版。

[7]安东尼·吉登斯:《现代化与自我认同,在后现代主义中的自我和社会》,剑桥。

[8]马丁·阿尔布罗夫:《告别民族国家,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与社会》,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