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任务的“再度嵌入”
对于“全球化情结”（库特·许布纳）中所包含的、与战后繁荣时代相比已经发生急剧变化的社会活动主体力量对比格局，我们可以做如下概括，由于在社会福利国家体系与工业关系中，面对民族国家的政策，资本方面开辟出新的、不断扩大的、退出（“退场”行动）的可能性，以前不为人知的威胁潜力迅速发展。在这里对于退出社会福利国家，或者退出环境政策“游戏”的现实可能性（乌尔利希·贝克）要做出两个重要的限定。第一，并不是所有活动主体都同样有资格获得这种机会。第二，并不是所有有资格的活动主体都能充分利用这种机会。过多地使用这种机会的人可能不得不面对以预期风险形式出现的很高的投机成本与后果成本。总而言之，所有这些都为在改造全球化进程意义上的一种政治干预开辟了行动机会。
导致活动主体力量对比格局发生变化的原因在于资本扩大了运动的活动范围，结果使得经济发展进程的不稳定性再度增长。日益加剧的不稳定与不安全的发展进程促使社会活动主体方面制定出必要的政治经济战略，这就叫做在不安全中加强安全。例如历史上经济的“退出”过程并不是绝对的。正如卡尔·波拉尼所描述的那样[32]，历史上这样一次退出过程之后，总是被迫紧接着一种再度嵌入过程：以前的资产阶级社会是以竞争为中介的私有制社会，它招致了“法律的统治”。以前被托玛斯·霍布斯在他的《利维坦》中描述了把自由市场竞争“嵌入”法律框架的过程。这种嵌入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中，由于社会冲突的结果，由于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律的新规定而不断获得改造。对于在这里描述的充满矛盾的全球化过程来说，一种政治对策答案必然是活动主体采用、支持与推进的经济与政治的“再度嵌入”战略。它要在地区、民族、区域国家联盟与国际范围内，在各种不同的层次上对于全球化进程施加影响。因此，通过对经济与社会活动主体活跃的、日益独立化的国际贸易行动进行调控所实现的再度嵌入可以被说成是政治的出发点和目标，当然，这个出发点并非毫无问题。因为区域调控形式（例如欧洲联盟框架之内）总是对第三者采取社会关门的形式。就是国际的，或者甚至全球的调控形式——如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框架内的斗争表明的——总是会带有歧视性的特点。因此，尽管它的目标在道德上是有充分论据的，但是它不能对各国经济的不同发展水平进行充分考虑，并且已经放弃了物质平衡机制。再嵌入过程必须要与具体的国际团结互助结合起来，如果它不想再度制造出不平等的话。
目前，国际范围内“再度嵌入”调控形式的设想主要由于以下原因而变得十分困难，人们往往把一个国家作为调控世界市场的主管机构，所以霍布斯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无法应用。而“世界国家”恐怕也不是绝对值得追求的。超然于民族国家的关键性活动范围是谈判制度，虽然它不能提供一种直接的民主合法性，但是它可以在否决权基础上享有一种独立合法性。[33]所以我认为，第一，要在现有国家之间、在国家联盟以及经济团体内部（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区）缔结区域性协议。第二，要在国际组织的框架内部（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进行谈判。第三，要缔结针对某一目标的协议（里约热内卢协议、蒙特利尔协议），它始终会给个别国家（第三者）留下搭车行动的机会。与此同时，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谈判范围，对于那些（出于充分理由）还在坚守民族国家运动场地与民族国家市场的组织——例如工会——来说，是很难进入的。它们即使付出代价，也很难把这个层次的政策内容与他们本组织成员的利益协调起来。决非偶然，非政府组织在这个领域非常活跃，凭借自己的威胁潜力（例如在生态话语中的消费者权利），通过专门的契约合同，表现出令人吃惊的行动能力。社会福利的与生态的最低标准，作为国际调控的一项内容，一方面也许是国际谈判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非政府组织与跨国康采恩斗争的结果，然后把行动方针在康采恩范围内固定下来（对此有许多正面事例）。这种谈判与民族国家制度的距离拉得越远，道德论据就会更多地取代经济利益——所以在这种失控的国际范围内，工会这样的组织处境困难。在这里它们为了自身利益被迫与其他维护资产阶级自由权利、参与谈判的活动主体在国际空间内坐在一起，以便能够抵制市场的挑战。[34]
在全球化的讨论中政治调控的内容就这样反身地被变形。赫尔穆特·维森塔尔从社会学的角度对问题作了解释，他强调——全球化辩论使人们认识到，“目前，行动后果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在获得全球空间以后，只有通过加紧努力、进行质量上的革新与机会平衡，才能取得重大进步。”[35]也许正是这种认识显示出全球化情结中所包含的巨大机会。
（张世鹏 译）
[1]于尔根·霍夫曼，政治学博士，1944年生，汉堡经济政治高等学校政治社会学教授，曾发表大量学术论文，出版了关于联邦德国政治、社会结构与社会福利发展的各种著作，最近的著作是《政治行动与社会结构——德国社会史的基本特点》，明斯特，1996年版。本文发表在德国《议会周报副刊——政治与现代史》，1999年第23期。
[2]这里特别要提到汉斯·比得·马丁、哈拉德·舒曼的著作：《全球化的陷阱》，赖因贝克，1996年版。
[3]乌尔利希·贝克：《全球化时代如何才能实现民主？——导言》，收入作者主编：《全球化的政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8年版，第10页。
[4]拉尔夫·达伦多夫：《无法解决的难题——自由、团结互助与福利》，《边界》，1996年冬季，第12期。
[5]本文特别依据了以下著作：艾尔玛尔·阿尔特法特/比尔基特·曼科普夫：《全球化的极限，世界社会中的经济与政治》，明斯特，1996年版。乌·贝克主编：《全球化的政治》。保罗·赫斯特/格雷厄姆·汤普森：《疑问中的全球化》，剑桥，1996年版。库特·许布纳：《全球化的情结，不受限制的经济，失去国界的政治》，柏林，1998年版。
[6]约阿吉姆·希尔施：《民族竞争国家，全球资本主义中的国家、民主与政治》，柏林—阿姆斯特丹，1995年版。
[7]赫斯特，汤姆森与许布纳特别研究了这个问题。从赫斯特与汤姆森所画的图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发展的周期特点。与此同时，许布纳特别强调了在一个漫长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停滞阶段与1914年战争以后，直至20世纪50年代世界贸易的一体化程度达到五分之四，再度达到了1914年以前的水平（第60页）。
[8]参见欧洲委员会DG，引自大卫·福登：《工会建议》，《转让》杂志，1998年第4期，第90页。
[9]参见哈尔特穆特·屈希勒尔：《德国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经济与社会科学研究所通报》，1996年第5期。
[10]对于德国来说，服务产业部门的对外开放程度总计在百分之二与百分之三之间。
[11]阿尔特法特：《全球化的极限》，第248页。
[12]这种关联是在广泛的学术著作调查研究基础上发现的。参见许布纳：《全球化的情结》，第64页。
[13]在世界贸易组织的管理下，一种生态税政策必须要在没有越境平衡税的情况下实施。一种欧洲的禁止激素的政策（根据环境政策的谨慎原则）在世界贸易组织的统治下被宣布为不允许的，从美国的出口利益出发要取消这条禁令。所有涉及生产的歧视都被看做是不能允许的贸易障碍。
[14]参见约翰·埃文斯：《经济全球化，社会福利范畴的要求》，收入戴维·福登等主编：《寻找公正》，伦敦，1998年版。
[15]参见许布纳：《全球化的情结》，第3章第6节。汉斯—哈根·哈尔特：《跨越边境的生产与结构变化》，巴登一巴登，1996年版。
[16]参见米歇哀尔·沃特曼：《跨国康采恩与德国的经济区位优势》，收入维尔内·福利克：《1997年劳动与技术年鉴》，波恩，1997年版，第32页。
[17]参见经济调查信息研究所出版：《信息快讯》，1996年第20期。
[18]关于德国马克升值的效果参见库特·许布纳：《单件产品的工资成本与国际竞争能力》，马堡，1996年版，关于外国资本进入德国的具体困难参见许布纳：《全球化的情结》，第4章。
[19]参见米歇尔·科拉特克：《全球化与经济区位竞争》，《利维坦》，1997年第2期，晏斯·阿耳贝：《国际数据比较中的德国社会福利国家》，《利维坦》，1998年第2期。
[20]参见迈克尔·海因：《金钱世界如此活跃》，论及货币领域的独立化以及其他的误解，《公报》，1996年第2期，第207页。罗伯特·古特曼：《金融资本的交易》，《公报》，1996年第103期，第183页。许布纳：《全球化的情结》，第2章第4节，详细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对于所谓的实际积累与货币积累的相互脱节进行了批判。
[21]在政治社会学中流行的退场行动的概念起源于艾伯特·赫希曼的著作《退场，选举与忠诚》（剑桥/马塞，1970年版）。它描述了一种目标在于贯彻事实某种利益的行动手段，通常与忠诚和抗议相对，表明一种慎重态度——如果人们作为交易人选择了这种作法，是因为不想再受这个贸易范围的约束。(https://www.daowen.com)
[22]参见马丁·费尔德斯坦：《本国储蓄与国际资本流通》，《经济学杂志》，1980年第90期，第314～329页。
[23]许布纳特别强调这一点，主要是大部分金融产物与股票市场是用一种人们所说的“本国偏见”规定的，也就是说，以地方以至本国的利益为基准。参见《全球化的情结》，第46页。
[24]参见许布纳：《全球化的情结》，第50页。
[25]参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工业全球化，总的形势与部门报告》，巴黎，1996年版，表格17。
[26]参见于尔根·霍夫曼：《在放松控制的时候德国模式能否成功》，收入福登：《寻找公正》。
[27]参见狄特尔·雷普勒：《城市的经济前景》，《老城市》，1996年第2期。
[28]参见赫斯特：《疑问中的全球化》，第4章。
[29]沃尔夫冈·施特雷克：《在一种国际化经济中的工业关系》，收入贝克主编：《全球化的政治》，第187页。
[30]参见贝克：《全球化的政治》，第26页。
[31]参见弗里茨·沙普夫：《在跨国政治中的民主》，收入贝克主编：《全球化的政治》，第29页。
[32]卡尔·波拉尼：《伟大的变革》，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8年版。
[33]参见沙普夫：《跨国政治中的民主》，第237页。
[34]参见于尔根·霍夫曼：《全球化，对于欧洲劳工政策的风险与机遇》，欧洲工会研究所，讨论文件，1997年4月1日，布鲁塞尔。
[35]赫尔穆特·维森塔尔：《全球化，社会学与政治学的合作》，《柏林论坛》，199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