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在这里，我们必须对于一种普世主义的社会理想的潜在力量进行彻底的研究，它对于我们继续深入思考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用这种宏大理想来做什么？这是我们全球化分析的核心问题。

我们也许会——像黑格尔那样——把我们自己对于这个理想的理解同它的实现混淆在一起。我们也许会像他那样说，合乎理性的就是真实的，并且宣布，现在社会已经真正实现了社会共同体。但是我们要避免这种错误结论，它是以一切关于“历史终结”的预言为基础的。

避免这种错误的正确选择就在于认清社会共同体思想的创造力量。在这里有一种可能，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目前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是，这种变化在过去人们也曾经观察到。在这方面，具有关键性作用的是启蒙主义，它把整个人类都纳入它的思考之中。它关于建立一个新世界的设想实质上推动了现代化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一种民族文化的存在，在与这种意识的紧张对立中出现了启蒙主义的理性主义。

歌德生活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是以法国大革命的激流和由此形成的欧洲冲突为特征的。他不断地设法调和各种彼此矛盾对立的发展趋势，与许多其他人相反，他并不怀疑这是一种积极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他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他以胜利的心情阅读了新创办的法国杂志《环球》，这家杂志赞扬在人类总体和民族国家之间建立一种创造性的互动关系。

《环球》出版者的观念与旧思想是截然对立的，根据他们的思想，每个个人都是总体的体现。对于启蒙主义来说，发展就是总体理性思想的发挥，而不是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种情结中，年近80岁的老歌德热情地设计了一种“世界文学”的理想。

他把两种设想结合在一起。第一种设想认为，在不同的民族文学中描述了不同人的生存形式，它们彼此之间可以相互受益。第二种设想就是，从这种共同作用中将会产生某种新的东西，也就是产生一种共同追求。这种共同追求的形式和结果将会影响到正在形成的新世界。(https://www.daowen.com)

歌德已经意识到，这种思想并不仅仅限于文艺性的文学著作。1831年为了庆祝魏玛图书博物馆开幕，歌德为米勒首相所写的备忘录中已经谈到了“快乐教育”时代，然后它将达到一种普世主义的阶段，如果权威性的文化集团已经对于实现一个共同目标承担义务，如果外国文学与德国文学以同样的价值和同样的平等地位同时并存。特别使他感到兴奋的是，这一点不是通过一种抽象的程序，而是通过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建立一种积极的交往关系而实现的。

对于这种普世主义经验进行反思是非常有益的，因为人们从来也没有停止过期待以同样的方式再来一遍。我们的观察要更多地承担义务，要认识到一种规范的变化，这样一种变化正在发生。我们必须做好准备，要准备迎接一个质量上的全新阶段，全球化是否可以看做是这样一种变化，还需要进行检验。

“全球化”这个概念已经被应用到人的每项日常生活，应用到每件物质的，或非物质的产品的身上，这些产品并不局限于一个地方，或者更准确地说，并不局限于一个地域上有限的空间，而且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空间是“无限的”，在地球上到处都可以出现。如果我们把它同现代主义的指导思想进行比较，那么，这个事实的深远影响就清楚地显露出来，现代主义认为，人的任何活动都必须被约束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全球化的意义就在于，它动摇了现代主义世纪理所当然的坐标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野蛮被驯化，自然界变成了一个围着篱笆的花园，人们或者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公民，或者什么也不是。

我们可以像许多人那样，把全球化看做是现代化的一种继续发展。因为各种约束的消失和边界的跨越最终标志着现代化的扩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全球化理解成为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现象。[7]但是这种表述的缺点在于，它使人们产生似乎现代主义已经接近终结的感觉。就像一个人接近死亡一样，这种终结几乎是可以预见的。在这里我们没有理由对于现代化做出这样的理解，它是一个永远没有完结的历史发展进程，而不是一个生物学的有限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