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政治终结了吗？
每个国家的国内政治难道真的要终结吗？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是否定的。无论是对外政治优先还是国内政治优先，这两个命题都可以要求进行一种没有限制的改造活动，而且这两个命题都可以找到论据。今天人们必须从国内政治与对外政治一种相互作用的——历史的和从一件事到另一件事不断变化的——影响出发。当然，这并不会使以下的事实发生任何变化：德国需要一种新的、积极主动的国内政治，以便能够以适当的方式迎接时代的挑战。对于一种世界内部政治，人们必须还要长期等待，这种世界政治的决策还必须获得公民承认的合法性。现在，还缺乏一个跨越各个民族的世界社会活动空间，在这个空间内，公民们可以进行关于价值和目标的辩论，形成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因为迄今为止，自治的民主的意志构成仅仅是在民族国家的、区域的或者地方的范围内被制度化，而不是在一种跨国的范围内进行，而且从来也没有在欧洲的范围内进行过。[39]除了全球化的经济范畴之外，新的德国内部政治必然会和全球化的政治层面、特别是精神层面发生冲突。
越来越密集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网络，以及各种覆盖全球的活动，它使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失去保护，使许多人感到恐惧。[40]全球错综复杂的局面与透明化的要求是尖锐矛盾的，只有看清形势，人们才会投身政治参与，实现公民热情投入。[41]世界体系的相互依存关系要求积极平等参与的公民具有民主理想，这样才能约束在每个国家决策范围内威胁民主的、对于合法性基础的侵蚀。但是这还很不够，从反对一种强制的平均主义的斗争中在许多地方——包括在德国——出现了区域化发展趋势。人们可以同齐格蒙特·鲍曼一起谈论这种“全球区域化”，谈论全球化与区域化之间相互作用的依赖关系。[42]除了问题关联的区域化和个人主义化以外，人们还听到了某些人声音越来越大地强调自身民族、种族、宗教的特点。新的德国国内政治除了全球化以外，还要看到与它截然相反的发展趋势。在一个社会中有几百万来自各种不同民族和宗教的移民，由此所产生的问题将成为具有责任意识的国内政策的核心领域。
（张世鹏 译）
[1]吕迪格·福格特，法学博士，1941年生，自1990年以后任慕尼黑联邦国防大学行政管理学教授，国家学研究所主任。本文发表在德国《议会周报复刊，政治与现代史》，1998年第29/30期。
[2]参见吕迪格·福格特：《国家的新外衣，现代国家的发展》，巴登—巴登，1996年版。
[3]参见威廉·亨尼斯：《德国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区位，政党统治，官僚化，滥用联邦主义》，《时代报》，1997年12月5日，第6页。
[4]参见法拉·杜斯塔尔：《告别权力，民主与责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6年版。
[5]参见卡尔·洛赫：《政治，概念与现实，政治思想入门》，斯图加特—柏林—科隆，1994年版，第117页。
[6]克劳斯·埃马里希甚至说，这是一个特权阶层的竞争，参见克劳斯·埃马里希：《一个特权阶层的竞争，政党的贫困》，维也纳，1997年版。
[7]关于共同幸福与工会会员利益之间的关系，可参见雷娜特·迈因茨主编：《在会员利益与共同幸福之间的工会》，居特斯洛，1992年版。
[8]参见艾伦斯特·弗伦克尔：《作为自由法制国家民主结构成分的多元主义》，慕尼黑—柏林，1964年版。
[9]参见泰奥多尔·埃申堡：《工会的统治？》，斯图加特，1955年版。
[10]参见雷娜特·迈因茨：《政治网络与谈判系统的逻辑》，收入阿德里安娜·埃雷蒂尔主编：《政治分析，批判与新方针》，奥普拉登，1993年版，第39～56页。弗里茨·W.沙姆普夫：《作为调控主体的政治网络》，收入沙姆普夫等主编：《系统合理化与局部利益》，巴登—巴登，1994年版，第381～407页。
[11]参见弗兰茨·乌尔班·帕皮：《现代政治调控的决策形式或者方法原则》，收入埃雷蒂尔主编：《政治分析》，第84～94页。
[12]参见弗里茨·W.沙尔普夫：《跨国经济中的联邦主义与民主》，收入克劳斯·冯·拜梅、克劳斯·奥弗主编：《变革时代的政治理论》，奥普拉登，1996年版，第211～234页。
[13]参见托马斯·埃尔文：《关于德国国家行政管理的私人化》，收入沃尔夫冈·塞贝尔、阿图尔·本茨主编：《政府体系与行政管理政策，纪念托马斯·埃尔文论文集》，奥普拉登，1995年版，第254～261页。
[14]参见弗里茨·W.沙姆普弗、贝伦德·赖塞尔特、弗里茨·施那贝尔：《政治结合，联邦共和国协调合作的联邦主义的理论与经验》，克龙贝格，1976年版。
[15]参见鲁道夫·赫尔贝克：《双重政治结合，德国联邦主义与欧洲一体化，在欧洲共同体决策过程中的德国各州》，收入鲁道夫·赫尔贝克、乌韦·泰森主编：《德国各州政府与欧洲共同体》，巴登—巴登，1986年版，第17～36页。
[16]参见雷娜特·迈因茨：《政治调控，一种理论的兴衰变化》，收入克劳斯·冯·拜梅、克劳斯·奥弗主编：《变革时代的政治理论》，第148～168页。阿图尔·本茨：《多层次的结合，在联合决策领域的谈判过程》，收入弗里茨·W.沙尔普弗、赖因哈德·岑特尔：《横向政治结合，关于谈判制度的理论》，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一纽约，1992年版，第147～205页。
[17]参见彼德·克内普弗尔、英格丽德·基斯林·乃夫：《公共政治的变革，关于空间与政治之间变化关系的研究》，收入埃雷蒂尔：《政治分析》，第267～288页。
[18]参见弗里茨·W.沙尔普夫：《全球化对于民族国家政治的影响》，《国际政治与社会》，1997年第2期，第184～192页。
[19]在这方面还组成了国际法律（诉讼）体系，参见伊桑·A.纳德尔曼：《全球政府的禁令，国际社会行为规范的发展》，《国际组织》杂志，1990年第44期，第479～526页。
[20]参见希尔马尔·施密特、印果·塔克：《更民主、更好？关于非政府组织对于国际政治民主化与解决全球问题的贡献》，《政治与现代史》，1997年第43期，第12～20页。
[21]关于国家世界边界的取消参见洛塔尔·布洛克、马蒂亚斯·阿尔贝特：《国家世界的无边界化，关于世界社会发展趋势的分析》，《国际关系杂志》，1995年第2期，第259～285页。
[22]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公司忠信投资公司管理着大约5480亿美元。
[23]在世界各交易所每天的交易数额几乎是所有国家中央银行货币储备的两倍。参见《明镜》杂志，1996年9月23日，第93页。在世界范围内每天进入市场交易的外汇总额高达1.2万亿美元。(https://www.daowen.com)
[24]参见海因茨·布德：《全球竞争者的统治，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种新精英》，《法兰克福汇报》，1995年12月30日。
[25]参见弗里德海姆·亨斯巴赫：《从经济伦理的角度观察全球化》，《政治与现代史》，1997年第21期，第3～12页。
[26]参见埃马尔·阿尔特法特、比尔吉特·曼科普夫：《全球化的极限，世界社会的经济、生态与政治》，明斯特，1997年。
[27]例如达伦多夫就认为有一个“合法的公共事务领域”不应该参与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竞争。拉尔夫·达伦多夫：《集权主义世纪的门槛，全球化及其社会后果是对于自由政治的下一个挑战》，《时代报》，1997年11月14日，第14页。
[28]参见1997年11月11日欧洲大法院的决定。
[29]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公务员法第25章第5节第2条写道：“只要是负责职务提升的主管行政机构在各自的职务提升中妇女的比例少于男子，在才华、能力、专业本领方面相同的情况下，要优先提升妇女，不得以存在一个竞争者为理由拒绝这样做。”
[30]参见克劳斯·勒尔、斯泰凡·马根：《全球化进程中法律的作用》，《法律社会学杂志》，1996年第17期，第1～57页。
[31]关于由社会边缘制定世界法律的设想参见京特·托伊布纳：《全球村与新的布科维纳》，《法兰克福周刊》，1991年12月3日，第14页。
[32]参见乌尔利希·埃利克：《软法律，一种新的法律来源》，《新法律周刊》，1996年第42期，第1906～1908页。
[33]关于法律秩序的竞争参见汉斯·彼得·施文托夫斯基：《全球化市场上法律造成的分配缺陷，一种法律收益理论的基本结构》，《国家学与国家实践》，1995年第6期，第21～44页。
[34]参见克利斯托夫·豪施卡：《经济国际化与传统自由主义法律思想》，《法律理论》，1990年第21期，第374～389页。
[35]例如国际商业仲裁法庭和仲裁协会。
[36]关于德国的情况，参见汉斯·奥托·埃格劳：《传统的终结》，《时代报》，1997年11月28日。
[37]参见本亚明·R.巴伯：《可口可乐与圣战，资本主义与原教旨主义取消了民主与自由》，慕尼黑，1996年版。
[38]参见沃尔夫·迪特·纳尔、亚历山大·舒伯特：《世界经济，政治的困境》，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4年版。
[39]参见迪特·格利姆：《欧洲需要一部宪法吗？》，慕尼黑，1994年版。
[40]参见沃尔夫冈·邦斯：《现代主义的风险、无保障和不确定性》，汉堡，1995年版。
[41]参见诺曼·比伦鲍姆：《市民社会需要自觉的公民，不需要自我欣赏的精英》，《时代报》，1997年10月24日，第3版。
[42]齐格蒙特·鲍曼：《被削弱的国家，全球化与世界社会的分裂》，收入乌尔利希·贝克：《自由之子》，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7年版，第315～3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