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经济分析所涉及的还是作为基础单位的民族国家的国民经济，对于它们创造效益能力的比较提供了评价经济成就的标准。前提条件就是，对于国民经济来说，关键性的倡议都是由政府发出的，无论它们的政策是受国家社会主义还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约束，反正都一样。企业经济涉及公司企业与个人，它们都是一个民族国家国民经济供给方面的辅助单位。

但是，并不是所有国家都一致拥有这种相关体系的。民族国家的国民经济并不是在一个中立的范畴内进行活动，没有国际汇率协调，它们无法推行自己的货币政策。其次，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明确地属于一个惟一的民族国家。

1945年以后，国际贸易似乎毫无疑问地接受了布雷顿森林条约的调控，此外，由于一个国家——美国——占据优势地位，当时人们已经对于经济主体的民族认同产生怀疑，但是，这个问题还没有产生多大影响。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都把跨国康采恩的膨胀看做是美国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

这些问题在战后时代的暂时解决最终被后来的一系列变化所破坏。20世纪70年代前期石油价格的上涨使整个世界都意识到，石油生产国家是一个独立的经济权力中心。情况表明，除了美国资本以外，欧洲和日本也都获得了经济权力。

这并不是惟一的变化。生产和贸易的国际化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要求金融市场更加灵活、迅速地做出反应。新技术带来了一种世界范围的联机数据交换和通过电子计算机进行的相互作用的通讯交往，由于这种新技术，各国股票市场不断加强协调合作，到20世纪80年代初导致了一个不受限制的金融市场。

与此同时，企业也开辟了为一个全球市场生产商品的机遇。在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成了一个营销学的主题词，成了一种战略方针。如果跨国康采恩不把自己的生产经营对准世界市场的要求，就会失去安全保障。全球化等同于在惟一的世界市场内的积极战略，等同于为了扩大公司企业经营活动范围，或者为了提高在民族国家边境以外的产品销售而制定推行目标明确的计划。

与此同时，全球化对于世界市场、对于民族国家的政治建构都产生了影响。不受限制的金融市场限制了各国政府税收政策的活动空间。而工业产业部门越来越多地依靠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企业部门分工，以及在世界范围扩展技术进步。民族国家处于压力之下，商业法脱离了民族国家轨道，民族国家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一个再也无法控制的发展进程的牺牲品。(https://www.daowen.com)

贸易、金融和生产组织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中心领域，经济全球化经常被解释为惟一世界市场的出现。伴随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1996年达到了迄今为止全球化发展的高峰。这个全球化范畴成为国际政治家们一系列代表会议的主要讨论题目。他们对于全球化给自己的活动范围和权限所造成的消极后果深为忧虑。有一些后果经常被描述为“社会性的”，这也就是说，出现了政治家无法满足的要求。

这些后果中最重要的就是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民族国家的就业率和失业率被看做是新的国际市场结构的反映。无论是工作还是工人，实际上都在流动，因此，以前固定的区域性结构开始失去平衡。在区域范围内，这种结构变化被描绘为劳动岗位从西方转移到东方。

这种后果并不仅仅局限于就业方面，而且还冲击到一系列领域。1995年3月在哥本哈根举行了关于社会发展的世界高级首脑会议，会议讨论了一份报告，报告总结了“全球化的社会后果”，这些后果包括刑事犯罪、种族冲突、家庭破坏。[2]在报告的最后，作为对于全球化挑战的回答，表示要拥护树立全球公民权利的思想。

这个建议并没有得到国际上发挥重要作用的政府首脑们的热烈赞同。但是他们和许多学术工作小组一样，认真研究了这份报告，并且认为，经济领域的变化引起了社会共同体领域的相应变动。除此以外，他们还有一个在正常情况下没有说出口的设想，本来国家通过一种有效的经济政策，是能够谋求实现社会平衡的。所以报告的结论还是很有说服力的：现在，国家由于缺乏对于经济施加影响的能力，本身正处于瓦解之中，如这个谈论“全球化时代”的报告显示出矛盾心理的标题所表明的。

这个新时代是否要取代旧时代，报告没有说。但是，人们可以猜测，根据作者们的意见，现代主义时代还没有被取代，因为“瓦解”这个概念涉及的仅仅是现代社会的职能体系。而我们研究的是，这种瓦解是否已经扩展到现代社会制度，这又提出了“经济”、“政治”或者“文化”的范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