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博资本主义——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

金融市场的发展毫无疑问也达到了一种新的质量。越南战争导致美国债务增加，与此同时，欧洲美元市场逐渐形成，由于布雷顿森林世界货币体系的总崩溃，由于因此而造成的汇率灵活化，由于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债务危机，由于海外银行中心的发展，由于各国的国家债务大幅度增加，形成了自由飘荡的金融投机群体，并且导致过高的金融交易额（导致所谓的“金融衍生物资本主义”的扩大——“金融衍生物”是派生的金融市场手段，如“期货”，“期权”，它们是对付价格变动的保障，而且也是为了投机目标而发明使用的）。金融投资与投机领域的国际利率变量完全摆脱了各国生产利率的制约而相对独立。政治上对于货币市场的放松控制导致了很高的利率灵活性，以钱生钱的利润成倍增长，导致私人经营的支付流通体系的发展。然而，在金融投资领域，这种相对比较高的、独立于生产过程的利率（迅速获利的希望，也可能是迅速的相应损失）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不利于生产性投资的金融投资急剧扩大。世界范围内，金融交易与国内生产之间的比例从15∶1（1971年）上升到30∶1（1980年），又上升到78∶1（1990年）。目前外汇交易总量大约相当于世界出口额的50倍，每天交易额14000亿美元，其中85%是短期的“游资”。[20]这种发展再次导致银行系统内部潜伏的金融风险的加剧。在每个交易人那里都可以孕育风险，把投机利率炒为超过平均水平的利润，它削弱了引导人们进行现实经济投资的吸引力。由于这种“赌博资本主义”（苏珊·斯特兰奇）的优势地位，世界范围货币市场与商品市场以及实际经济投资比例越来越不稳定。因为投资者的退场行动——指的是资本投资退出生产领域的可能性——成倍增长。[21]自从70年代中期以来，在欧洲联盟内部投资比例（净投资额与全部国内生产的比例）暴跌实际上可以归结到这种退场行动。

无论如何，人们必须面对从上述因果关系中引申出的命题做出限定性注释，即人们的投资行为是由一种国际利率所决定的。一种统一的国际利率并不存在，而一种经验上可以明显感受到的有利于人们增加国际投资的发展趋势也还不能清楚证明它的存在。如1980年马丁·费尔德斯坦发表的分析以及后来进行的学术辩论证明的那样。在工业国家中，国家的投资行为始终首先以本国的储蓄率为基准。[22]而主要在地方市场上提供使用的“不透明”的金融衍生物的作用在辩论中经常被人们忽视。许多被用来交易的金融衍生物在地方市场上经常与必要的入门信息联系在一起——所以是不透明的，不会提供给国际市场支配使用。[23]极高的投机交易数额，它在论述金融产业与实际产业脱节命题的著作中经常被作为证据，而且数字被大大缩小——因为是总数。在准确的利润与损失的得失计算与实际数字计算中，它所隐藏的风险被大大缩小了。[24]但是赌博资本主义带来的风险增大首先导致了股东的安全战略——这是在银行保险基金投资意义上的安全战略。(https://www.daowen.com)

急剧发展的金融市场不仅对投资行为发生影响，而且还导致企业文化的明显变化。对于欧洲（联邦德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法国、意大利北部）“莱茵资本主义”（米歇尔·阿尔贝特）国家来说，企业文化的重大急剧变化关键在于这样一种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企业努力通过进入交易所而获得必要的资本，而不是接受资本信贷，支付利息。因此它们在自己的企业政策中越来越多地被迫面对股东的短期利益与眼前考虑。这首先是一种国际发展进程，它反映在股票和有价证券跨越边境的交易与国内社会生产之间的比例从5.1%（1975年）上升到169.6%（1993年）。迅速增长的所谓“书面确认进程”（金融手段的书面确认可以使债权变成可转让与可交易的）导致在1980至1993年之间发行的公债券增长6倍，与此同时，对于经济界来说，国际投资基金的意义日益增长。由于国际市场放松控制而导致商品市场日益加剧的竞争，影响到公司社会关系的“企业经济化”，使得短期效益与可变成本在企业政策中居于优势地位。它的可变部分还有工资成本。这最终导致以中期效益与协调合作为基础的“莱茵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文化发生急剧变化。它们越来越多地以股东的短期股息利益为目标——优先考虑股东利益的资本主义——所以，今天的工人，他们在战后繁荣时代被抬高为“参与管理的工人”，现在再度被贬低为生产成本因素，这个成本还要尽可能地继续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