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我们的问题是经济危机，而不是全球化

三、结论，我们的问题是经济危机，而不是全球化

今天人们不得不一再强调全球化，用全球化为减轻纳税负担、降低社会福利开支、抑制工资增长、劳动时间灵活化等类似要求进行辩护。据说，各国的国民经济除了适应所谓全球化强制以外，没有别的办法。所以对于民族国家的经济政策不得不局限于提高公司企业和劳动力的竞争能力。多年以来，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努力降低税收和社会福利开支的国际竞争，一场自下向上转移财富的再分配，对于企业主联合会的要求经常要采取一种顺从的态度。尽管供给主义政策占据主导地位，对于资本主义公司的要求从经济政策方面采取迁就适应的态度，但是，这既未能消除大规模失业，也没有能够再度恢复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使构成生产能力的实物投资持续增长。就此而言，经济政策是失败的。人们再度用全球化进程来解释这种失败。适应和灵活化似乎做得还非常不够，税收和社会福利开支似乎还是太高，长期以来在抑制工资增长方面似乎做得也很不够。恰恰是这种论证方式再一次清楚地说明，全球化辩论正在履行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功能：就是对于劳动者的要求和权力进行限制。

在现有的世界经济条件下，对于一种具有很大分配政策和需求政策成分的民族国家就业政策来说，存在着什么样的活动空间，法国诺斯潘政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1997年以来，法国的失业率明显下降，生产和需求的缺口日益减少。减少失业率的所谓“荷兰奇迹”也证明了缩短劳动时间所造成的强有力的就业效果（非全日制就业），无论如何这是由于缩短劳动时间与其他就业政策措施结合作用的结果。今天，与20年前相比，充分就业政策遇到了更大的困难。这不仅是因为20年来的供给主义政策造成难以修复的后果，它成为重新恢复干预主义充分就业政策的严重障碍，而且还因为广大选民阶层意识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全球化的神话确实在发挥作用——如同任何未被揭露的谎言一样。

在这里不应开列一个全球化获利者和失败者的简要名单，而且，一个基本事实是，许多归罪于全球化的问题本来应当把原因归结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危机性的经济增长衰退。许多被算作全球化的现象——除了金融市场交易膨胀这个例外情形——是国民经济国际化长期发展趋势的继续。如果没有经济增长的断裂，如果战后的经济繁荣继续持续发展，就不会有全球化辩论。而且——如同过去一样——各国对外经济的紧密结合被看做是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福利的合乎理想的贡献，因为这对于大家都有利。所以，在50和60年代，几乎只有获利者，而且都是许多很小的、不大的获利者。

在人们的观察和思考中，全球化被看做是一种必然现象，是一种作用力，人们软弱无力地对它进行指责。社会经济形势所造成的兼并也被人们归罪于全球化，虽然这完全是危机造成的结果。虽然完全可以指出获利者和失败者，但是，不应该让全球化对此承担责任，真正的原因在于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目前所处的一种特殊的局面，全球化仅仅是整个局势的一个组成部分。上升与跌落、贫困与富有、福利与贫苦本来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正常现象，对于这个制度完全可以指出获利者与失败者。

在获利者方面，至少有：

大公司，特别是跨国康采恩。

银行。

成功地发明了新产品和新的生产程序，并且成功走向市场的中小企业。

具有很大市场需求的熟练技术劳动力，特别是在迅速的结构转换中正处于暂时需求繁荣的熟练技术劳动力（例如目前的信息技术职业，但是人们可以回想劳动力市场的“讨厌周期”，几年前人们还说，高等学校毕业的信息工作人员和工程师太多了，联邦总理施罗德，当时还是下萨克森州的州长，在希尔德海姆地区关闭了信息学专业，有人警告不要让大学生“大量上市”，导致市场饱和）。[9]

在具有稳定需求、合理化潜力相对比较小的领域从事劳动的就业人员，有一些产业部门几乎无法进行合理化，例如某些服务业，还有一些产业部门，在过去已经推行了合理化。

货币财富的占有者，它们从很低的通货膨胀率，甚至从通货紧缩中获取好处。

工资水平很低，而且拥有现代生产的地区和国家。

在这个并不十分完全的获利者名单上列举的产业部门和集团绝对不能长期保障他们的幸福。一场大危机——如30年代那样——会把很多东西打破，今天还处于良好状态，明天就跌入深渊。

失败者方面有：

大部分雇佣就业人员都属于失败者。实际工资减少，劳动条件恶化（更加紧张），被迫经常变换劳动岗位，对于失业的恐惧，这些都使他们的生活质量降低（美国的“就业奇迹”经常使人们忽视，在过去的20年内大约4/5的美国居民实际收入下降）。总体上可以确认，由于恐惧所造成的各种紧张因素，无论是数量还是影响力都在增加。属于这些紧张因素的不仅有许多实际变化，例如失业、社会保障的减少、事业压力加大、被迫适应各种变化、学习的要求越来越多，特别是对于老年雇员，他们被迫参与各种过分复杂的技术消费，从复杂的家用电器到进入国际互联网，而且还有许多意识形态上的紧张因素，很多过分的要求，尽管年龄不断增大，还要保持灵活性，随时准备适应各种变化，服从不断提出的学习要求，以前的知识投资不断折旧，在完全正常的生活进程中，信息成本、交易成本不断提高，这些都使生活质量受到损害。

失败者还有一部分传统的中间等级的人，特别是小独立经营者。他们失去了迄今为止的生存基础，但是没有得到一种适当的补偿。或者由于一个行业中过分拥挤而导致收入下降，生活标准降到普通水平之下。(https://www.daowen.com)

年老会使人失去正常状态，经受一种社会经济的损失。老年雇员在失去原有的劳动岗位之后，即使具有很好的熟练技术，也很难实现重新就业，重新恢复以前工资水平的就业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许多人提前退休，这种提前退休是与这种要求截然对立的，即由于人的期望寿命延长，应该/或者必须延长人的劳动年限）。[10]

具有不良家庭关系的儿童和青少年，这种不良家庭关系多数是由于失业和此后的社会贫困所造成的，这些人总体上受教育与被社会整合的机会很差，贫困不断加重。青年失业的规模不断增长，就像整个就业形势一样，始终没有好转。

最后还要从世界经济的观点说明在富国和穷国之间不断扩大的矛盾。或者换种说法，发达国家国民经济内部的贫富分化正在世界范围以更大的规模重演。富裕国家官方公布的失业数字是3500万。在世界的其余地区有8亿人，甚至10亿人没有工作。

我的思考可能会引出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对于目前的经济政策应该做出什么样的替代选择？回答这个问题显然已经超出了本文题目的框架。我认为，毫无疑问应当重新恢复对于金融市场的控制，更多地实行就业政策的干预主义，为了实现一种社会均衡发展而进行收入分配，因为所有这些措施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来看都是十分必要的。从中期和长期的角度来看，人类面临的最危险问题就是可怕的生态灾难，这只有通过革命性的改革才能避免。可以设想——就像过去一样——将出现一种极端的问题升级，例如来自美国的大危机，甚至是一场全球大灾难将会使政界、媒体和多数拥有选举权的居民都深刻认识到进行深层改革的必要性。这听起来似乎很悲观，实际上并不悲观，因为我们毕竟还给了“预测的自我否定”这个原则一个小小的实践机会（由于人们预测某种人为的灾难即将到来，人们采取相应防御措施，使得预测的灾难事实上并没有出现，这就是预测的自我否定的含义——译者注）。

（张世鹏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