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这个表述涉及由于它的影响而促使人们产生的一种世界视野
有人设法开列出一个全球化获利者和失败者的名单，这个尝试会把人们引入歧途，因为，这要有一个前提条件，这就是在目前的社会经济关系下，造成获利者和失败者地位的原因可以直接地或者间接地归结到全球化。这也就是说，纳入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承认全球化是一种具有自发规律的、纯粹独立的发展力量。但是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其实应当把全球化理解为或多或少可以归结到某种发展的一种结果，包括对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充满危机的发展进程从经济政策方面所做的反应。谈论“全球化”，比较有说服力的就是把它描述为某种经验现象。全球化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它本身并不包含科学的原因解释。
但是，全球化经常被经济学家、政治家，以及其他的舆论领袖当做一种解释来使用，被广大的舆论界当做一种关于世界的解释来接受。在新闻媒介中，在政治家和各种经济协会领导人的谈话中，在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写作的某些普及性的小册子中，全球化的表述充当了一种（虚假的）解释，并且成为使某些人利益驱使的多种要求和行动方针合法化的公式。延长商店开业时间本身对与消费者和销售人员来说仅仅具有地方意义，但是人们往往设法强调必须适应全球化要求，并以此为理由，进行论证。全球化的夸夸其谈具有意识形态的职能。它引导人们离开问题的真正原因，把为资本主义创造剩余价值利益服务的经济政策宣传成为符合实际情况，不可避免的。
在形成公众舆论的过程中，新闻媒体起到一种核心的作用。大众媒介是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但是，还有一种并非毫不重要的例外，在广播媒介领域还有公法广播电台。在印刷媒体中有一种选择替代型的生产者集团，但是在公众舆论的形成过程中，资本主义的印刷媒体铺天盖地。受到宪法保护的新闻自由与舆论自由，造就了从事社会调查的新闻业，并且使许多编辑具有自由主义、宽容的自我理解，但是也带来了经济竞争的压力，围绕提高发行量和收视率的斗争也都可以归结到这种民主和开放，批判性的信息、大众化的问题辩论，某些政治丑闻，原来是必须由宪法保护机构揭发的，现在都是通过新闻媒介传达给公众。但是恰恰是在意识形态十分敏感的经济问题上，舆论多元化几乎成为禁忌。人们只要把各种地区以上的日报副刊相对比较宽松的各种意见和批判信息与这些报纸经济版面严格限制的消息报道和评论进行比较，就会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在经济问题上没有批判性舆论，也不意味着现在已经成功地使所有人在经济问题上强行观点一致，但是如果不明确提及新闻媒介在意识形态方面对于群众的影响，那么，就会大大低估它的影响。不断推进的媒介集中化——与其说得到政界的容忍，不如说得到他们的支持——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那种把全球化实质核心的观察仅仅当做表述借助它所建立的世界政治经济视野的努力将会把我们引导到这样一个题目上，就是把全球化与竞争的极度尖锐化、与由此产生的灵活（适应）客观强制联系起来。全球化=世界范围竞争激化，如果人们服从这个公式，那么人们的一切行动和行为都要服从这种臆想的必要性，就是要在所有社会经济范围内，直到最小角落都要努力加强竞争能力。全球化——被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理解为世界经济永远不变的法则——这样就可以摆脱接受政治的影响。事实是，7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经济危机性地放慢增长步伐，对此所做的政治反应——主要是在美国的影响下出现的自由化战略——导致了竞争的加快速度和目前的极度紧张，上述情况在公开的全球化辩论中实际上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一方面是国民经济国际化的长期发展进程，另一方面是由于最近25年内的增长危机以及它的政治催化作用使目前形势表现出某种特殊性，人们始终对于这两者没有进行区分。
自从马克思以后，人们不再对于资本主义必然要在世界范围内扩展的内在“强制规律”进行争论，在这个法则和现有政治调节控制能力之间，人们缺乏深思熟虑的判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国际范围内的扩展无论如何都是在政治行为框架内进行的。供给学派的自由放任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在主张市场自我调控的新自由主义宣传影响下，各种竞争机制之间越来越没有什么区别。迄今为止，放任自流观念的复辟还没有使民族国家的竞争政策（控制兼并、监督卡特尔、监督滥用联合权力）完全失效。但是，由于跨国康采恩获取越来越大的权力，由于少数寡头垄断市场，在民族国家以至跨国范围（欧洲联盟）推行的竞争政策越来越失去作用。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一个推行竞争政策的机构能够对于大康采恩膨胀的市场权力进行抵制。在对于跨国资本结构建立有效控制的问题上，人们采取了政治克制态度，这种克制并不仅仅限于竞争政策领域。在新的自由放任教条的背景下，这似乎并不是什么缺点。因为如果把市场机制看做是一种能够自我优化的体系，那么任何方式的外部干预，包括竞争政策的干预，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辩解性地突出强调全球化的机会，听天由命地接受它的风险，这种立场当然是为这样一些人的（意识形态）利益服务的，他们从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的过度自由化中获取好处——就像在货币资本市场上获取好处一样——至少从短期观点上看有利于股东的股票价格。
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全球化概念的经验内容仅限于对于近期世界经济发展某些现象的描述。这种严格限定的概念理解恰恰没有涉及全球化辩论的意识形态作用，在这场辩论中，全球化被当做是一种囊括一切的解释公式和辩护公式。因此可以说，这是全球化神话，意识形态传达的观念认为，全球化似乎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命运。
对于全球化命题所进行的批判性的辩论集中到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再次准确研究，被一种错误意识形态制约的全球化理论如何反映了广泛传播的对于现象的理解和观察。第二，努力对全球化这个描述性概念所概括的经验现象的原因做出解释。在这里，经济增长势头持续减弱以至经济危机与被推到前面的那些问题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人们错误地把这些问题归结到全球化。简而言之，应该这样解释，全球化并不是造成失业、形成跨国康采恩、金融市场投机膨胀的原因，而且这些全球化现象本身是危机和经济政治行动的结果。
“全球化的获利者与失败者”这个表述——还有美国企业家爱德华·勒特韦克最近出版的一本书的副标题《涡轮资本主义》——指出了在所谓全球化和最近20年以来日益加剧的社会经济分化有一种设想的因果关系。事实上，确实有经济发展的获利者和失败者，但是，是否能够把原因归结到全球化，无论如何也不像政治家和新闻媒介经常诱导人们的那样简单明确。
尽管实际经济不断增长，企业的利润不断增加，交易所的汇率不断暴涨，富裕国家的国民经济中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陷入困难的生活环境。群众大规模失业总体上并没有消失，社会贫困不断扩大，长期以来，现代技术的应用并没有使所有人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新技术的宣传和应用是在突出强调革新积极方面（机会）的意义上有选择地进行的。如果人们稍微把注意力放到消极方面（风险），注意到虚假革新，浪费金钱与时间的革新，那么，对于营销业来说，就会带来很大损失。(https://www.daowen.com)
多数贫困国家的发展也是十分不利的。这个世界生产的全部产品正在以极不平等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且，在富裕半球和穷困半球之间收入和福利的差距从发展趋势上日益扩大。多年以来，出口原料国家的原料价格不断下降。
在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制度的近期发展历史上存在失败者和获利者，而全球化仅仅是资本主义的某种历史表现方式，而不是造成资本主义目前问题的原因。转移人们对于危机原因的关注，放弃对于事实的深入解释，这是目前居于统治地位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关于替代现状选择的表述，以及相反的政策都以这种方式受到了排挤。如果说，大众媒介的“替代选择”曾努力引起公众的注意，那么，一般说来，或者无需讽刺性的注释就可以引起人们对于乌托邦的怀疑，很容易指出它的宗派主义立场（例如，每周15小时工作制），或者是在奖赏那些颠倒是非、掩饰现状的止痛剂（过分赞扬家务劳动和公民劳动，并把它当做日益消失的职业劳动的替代物）。“现实主义”的替代选择是与前几十年社会福利国家的干预主义、成功的国家就业政策，以及它的理论基础（凯恩斯主义）相联系的。这个方案批评由于片面的供给政策使问题不断增多，过度自由化带来了灾难性的世界经济后果。但是，要想把这种替代选择方案通过新闻媒介介绍给公众舆论，并且引起辩论，那就更加困难了。因为于现状有益的选择是可行的，而制度内部的替代选择则是最危险的；所以经常出现反对干预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歇斯底里煽动，而封建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指责相反地却得到很大的容忍。甚至有时为了维护现状而利用这种封建主义的攻击，并且欺骗公众舆论说，只有这是友好的，但是完全脱离现实的改善世界建议。
资本拥有对人的支配权力——不仅支配他们的臂膀和双腿，而且支配他们的头脑。在民族国家范畴内，资本的权力曾经被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成功限制，一个多世纪以来工人运动构成了这个运动的核心。民主与社会福利国家是血迹斑斑的、多次受到危机震撼的20世纪取得的两项伟大社会进步。如果资本权力摆脱了民族国家控制，“从外部”向民众选举的政府施加压力，民族国家政府在物质上（由于跨越边境的资本大宗交易）受到敲诈勒索，在意识形态上（由于选举决策而形成的意见观点）受到束缚——更不用说合法与非法的腐败行为了——那么，无论民主，还是社会国家都将长期失去保障。如果跨国康采恩的权力地位不断受到削弱，那么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国家或政府由于经济危机而陷入相对衰弱的地位，这种地位使它们面临大公司的各种要求和建议，任人敲诈勒索。就像危机造成的大规模失业使雇佣就业人员的谈判地位严重削弱，工会被迫进入被动防御地位一样。[3]
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膨胀是与它早就被人们清楚看到的发展动力相一致的。但是，这个发展进程并不是持续不断的，而目前对于资本所有者私人利益政治上民主合法监督的丧失也并非毫无选择地只能如此。资本主义的国际化发展进程在上一个世纪——在1914至1945年的30年灾难期间——不仅被打断，而且还出现倒退。如果不是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造成的发展断裂，全球化阶段也许会更早出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制度性的变革，倒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转型，还出现了社会福利国家对于资本主义过度放纵的监督控制。国家干预主义的，也就是受到政治调控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可能的——当时还是现实的——替代选择，就是现在这种选择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民主的公众舆论应当劝阻人们不要相信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充分就业和社会福利国家在政治上是完全可行的，就像20世纪50和60年代那样。
作为不断推进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全球化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是“新的”，也就是相对于过去的现在和未来而言。全球化阶段是插入长期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一个阶段，根据它的规律性，可以对它的重要特征做出预见，从马克思直至凯恩斯，他们从关于资本膨胀的理论分析中都做出了这种预见。而最不确定的就是公众舆论的意识形态方向，以及经济政策反应。在这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些偶然事件发挥作用，例如民众的心理情绪，某个政治领导人物的出现，似乎非政治性的，但是意识形态发挥很大作用的流行趋势，理所当然地还有各种法律法规的政策调节，信息工业也许会（不）服从这种调节。
应当使用一种适当描述来取代这个确实模糊不清的“全球化”概念，这个描述要反映目前发展的核心特征。奥地利的经济学家库特·W.洛特希尔德为了描述当前世界形势，谈到了“跨国资本主义”。它把目前状况放到了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历史关联之中，它的分析概念特别注意到全球化阶段的重要内容，特别是这样一个事实，今天的世界经济是由跨国康采恩所决定的。这些大公司以及它们的领导人可以不受民族国家各种限制的束缚，相对自由地采取行动，而且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对于发达国家的民族经济政策和民主政府拥有支配权力。
资本主义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在矛盾中进行的，它带来了分配不公，被不断爆发的危机所震撼。但是，如果我们再次回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初几十年，对于那个时代我们完全可以大体断定，经济增长带来了普遍福利增长。当时几乎没有失败者，而且只有许多小的、不大的赢利者。自从经济增长持续放慢，也就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情况发生根本变化。今天，出现许多失败者，而且他们的数量越来越多。至于赢利者，人们看到的首先是为数不多的大赢利者。至于那些小的、非常小的赢利者，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幸福能够保持多久，也许迟早进入失败者行列。
近10年以来，普遍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社会经济转变过程，人们把激烈的结果变化、它的直接和间接后果与全球化联系起来。但是，对于什么是全球化，人们还没有提出一个准确的、普遍公认的定义。更不用说使广大公众舆论对全球化有一个理论认识了。这种缺陷并不是偶然的。在关于全球化的公众观察中，涉及一种意识形态制造的虚伪的解释，一种十足的单纯设想，似乎今天所有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都是由于全球化造成、决定的。现在到处传播政治家的格言，全球化带来了机遇与风险。就像公鸡说了和没说一样的天气预报：“公鸡在粪堆上啼叫，也许天气要变，也许天气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