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欧洲的全球化

谁不想听任全球化受经济利益和媒体利益支配，就只能提出一种欧洲面貌的全球化。在我们的全球化中，欧洲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正像以前的欧洲各民族国家以及后来的美国一样。正像民族的建立过去曾是近代世界体系的关键一样，欧洲国家联盟由于它本身并且和其他国家一同将实现启蒙运动式的世界共和国，因此在我们今天的全球化推动力中也占关键地位。当然，与此相联系的是在文化上向美国提出的挑战以及对亚洲、南美洲和非洲正在形成的文明提出的建议。不仅会有欧洲的10年，而且会有欧洲的世纪。在这一情况下，欧洲必须保持一种灵活的结构：作为欧洲联邦的欧洲，作为有社会政策方面的行动能力的诸国家的欧洲，作为由地区、城市和乡镇联合起来的欧洲以及作为进行学习的网络和交往共同体的欧洲，它需要稳定的机构，但不需要单一化。中间步骤是重要的。在从欧洲基本权利宪章发展到欧洲宪法的道路上，运动实际上就是目的：公民权利和雇员权利必须扩大，城市、州和民族国家的责任必须明确划分，必须建立具有透明度的制度。

有一系列全球化过程，对于这些过程来说，欧洲毫无疑问是重要的，但它依靠的是自己的全球化基础。例如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最终成功肯定需要一个开明的欧洲的树立规范的力量，但是它们发展成文化技术的成熟过程将在囊括全世界的网络中进行。要想发展一种欧洲版本的数字资本主义，不能通过技术上的分裂主义来达到。世界的持续的、符合生态的发展肯定要求欧洲人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但是关于分配短缺的水和土地的争执以及直到保持生物品种进化方面的多样性，仍旧是一个全球性计划，对此欧洲的贡献是不可缺少的，但不会起决定规范的作用。如果要制定关于持续发展的竞争、关于基本需要的满足和全球分配的规章，欧洲当然要起重要作用。如果要确定具有知识社会轮廓的全球性教育部门的结构，制定有关有成效的教育、科研和交往的基础实施政策的规范，欧洲也要起重要作用。正是在这一领域需要向美国学习并且同时表现出欧洲与它的差别。

在说到不应仅仅从维护传统的角度来捍卫属于现代欧洲文明核心的社会福利国家时，可以这样理解：所谓积极的（aktive）社会福利国家是在各种不同的技术熟练水平之间、独立的就业劳动和依附的就业劳动之间、各个生活阶段、年龄段和性别之间的桥梁，我们必须把它同促使人们积极的（aktivierende）自由主义国家区分开来，后者尽管鼓励并授权个人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面对结构风险却是无所作为的。总而言之，应该在各个不同的领域开辟欧洲式学习通道，使欧洲各个国家和社会的特殊传统承担责任，但首先要确定一个对目标的共同理解，以便使人不会被迫把各种情况混为一谈，而是可以构造欧洲的解决办法。在这一学习通道上，那些涉及有限范围的表现社会分化的并且旨在实现社会均衡的中介力量，如工会、工商业协会乃至大学和公共媒介，都必须重新确定它们的欧洲角色，在发展很快的全球化创始阶段及其Garagenunternehmen之后，将有一个第二阶段随之而来，欧洲的美德将能在其中展现它的强势。

欧洲文明的全球性好时光还没有过去。因此很重要的是，不应仅仅把欧盟理解成真正的目标即辅助性和联邦式的世界共和国实现之前的一个过渡阶段，而是应当强调它在规范上的独特性。欧洲的社会民主和经济民主不仅走在世界共和国前面，而且提高了我们可以据以设想这种世界共和国的性质的尺度。首先应当使欧洲的经济和货币空间真正充实起来，一步一步地使货币、经济和社会均衡达到一致，然后使和平、安全和富裕所不可缺少的欧盟东扩在欧洲各国人民的期望、意识和心态中扎下根，并且最后向俄国、近东和中东以及地中海地区的邻人展示具体的合作前景。欧洲提出的要求和建议愈是集中表述，同时愈是能对与之相邻的各种文化的社会发展作出灵活反应，欧洲对于世界来说就愈是可以预计的，愈是有吸引力的和愈有权威的。另一方面，也只有这样，才能产生一个联邦制的、社会的核心欧洲，它能模范地把高生产率、广泛的高技术水平与公正的分配、文明的生活质量结合起来并且成为进一步欧洲化和全球化的传送带。(https://www.daowen.com)

欧盟东扩后的中欧，在今后10年内的社会一体化程度将是不很稳定的，它将必然使欧洲把职权集中起来，使原有的权利让渡给欧洲政府和议会，但是也会表明这一政府和议会的局限性。因此，欧洲内部发展一个有吸引力的、能在平等和生产率、流动性和社会稳定、贡献和尊严起中介作用的社会模式，就更加重要了。

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曾经过于长久地在它对民族国家和社会福利国家所负责任为一方和它的国际主义方向为另一方之间摇摆不定，因此今天诸如在欧洲各种不同发展速度之间作出区别的意愿已成为社会民主主义世界观的核心。在这里，欧洲仍旧应当是处于变动中，交替和交换应当在联邦制核心欧洲和社会的核心欧洲之间，权利和经济共同体与合作空间之间占据中心地位。这种可变性将使世界对欧洲感兴趣，正如美国生活方式今天由于其灵活性而使世界感到兴趣一样。因此欧盟的东扩和南扩并不是机械的吞并和合并，而是增加了活力和共同意识，这种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向历史上的欧洲的回归。欧洲不应把自己理解成懒惰的、只想教育别人的文明，而应理解成活跃的、能向别人学习的文明，应在欧洲展示一些可能使别人感兴趣的实例，并使之能成为向世界提出的建议。欧洲只有像这样向外看，才能在自己内部很好地建设。同样重要的是，这种看法能把经济民主思想的革新、全球性自由思想和世界各个角落的社群自我维护结合起来。

不过，面对全球化，欧洲人必须革新他们的精神传统，从人道主义和启蒙精神直到基督教社会教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包括在内，必须发展一种欧洲的实用主义，正像美国在几乎一个世纪以前为了对付内部的地区多样性的和种族多样性的分化而发展了自己的实用主义和进步主义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欧洲只有穿越过美国的经验才能发现自己和创造自己——至少不能抽象地和这一经验对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亚洲的、非洲的和美洲的全球化问题做出回答。既不能以防御的方式维护旧欧洲的价值观点，也不能屈服于一种无辨别的全球性后现代主义，也许欧洲的现代性实际上就是二者之间的责任和任务。这种欧洲文明——在与多极世界中的其他文明对话之中——能够不再信赖由各个民族和各个市场构成的世界，而这种世界永远是美国和其他社会的举足轻重的精英人物用来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但是欧洲文明也不会放弃可以由欧洲民主制的民族国家的和社会福利国家的机构和习惯随时提供的那些丰富的民族经验和社会经验。欧洲国家联盟的道路以其差别性和同一性为“辅助性的和联邦制的世界共和国”做出了榜样，它对世界是有吸引力的，并且允许欧洲人保持对复杂的民主制所绝对不可缺少的那种泰然自若的态度。欧洲的制度创新就把多样化的欧洲传统和同等多样化的全球现代性混合起来，如果人们把它描绘成一种处于世界组织、网络和全球性公共领域为一方和旧的市镇民主、历史性的领域和跨民族的种族文化等为另一方之间的世界，那是最恰当的。欧洲文明意味着一个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它意味着一个由国家组成的共同体，它也意味着充满活力的，针对生气勃勃的世界既能实行开放也能封闭的社会机制。从前的关于“由各个祖国组成的欧洲”和“欧洲联邦”的公式是打算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重复欧洲各个国家和社会的经验，这在面对欧洲文明的全球性选择和风险时显得苍白无力了。除了欧洲社会福利国家的进化和实际上利用了信息社会和大众民主可能性的欧洲精英交往之外，欧洲在乡镇和地区、国家和联盟之间的机构分化是欧洲人能作为经验和建议而提供的最大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资本。社会民主党人是在民族的福利国家中成长的，他们只有在欧洲文明中在面对已经开始实现的辅助性世界共和国的前景时才能达到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