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球化的错误判断

根据历史学家的说法，全球化似乎是从1975年11月15日开始的：这一天在巴黎朗布伊埃举行了第一次世界经济高级首脑会议。[3]通常人们把全球化解释为对于经济活动来说，民族国家边界的意义已经大大降低。具体原因在于：第一，是由于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原料与劳动力市场不断推进的自由化；第二，是由于技术进步（“第三次工业革命”），特别是在信息与通讯交往技术领域的技术进步。由此产生的广泛结论判断说，以往相互截然分开的社会与文化，现在正在逐步接近，并融合在一起。经济与政治行动条件不再仅仅限定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内，而是覆盖了世界范围——全球范围。“全球活动的经济挖掉了民族经济与民族国家的基础”[4]。由此人们得出结论，民族竞争将极度激化，对于民族国家政治来说，不再留有相应的活动空间。金钱的权力将超过国家的社会政治权力，立法者、人民的意志将被所谓的“市场法则”所取代，对于这种法则，任何人都不会承担责任，对于它的影响，无法向任何人追究责任。[5]

跨国公司发展成为新的权势力量。他们可以把劳动出口到使用劳动力的支付成本与承担义务尽可能压得很低的地方。除此以外，他们还能够把生产与服务进行分解，按照劳动分工在世界各个不同地方进行生产制造。此外，它们还能够使得民族国家之间，或者这些国家各自的生产基地之间彼此相互竞争，并且以这种方式，为了争取尽量减少纳税、同时享受最好的基础设施服务而在全球范围内讨价还价。[6]

这种诊断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它——只是稍微变换了形式——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可以找到。但是这种诊断并没有说明，人们能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新的全球化而导致的恐惧情绪进行辩解。下面将对全球化辩论的实际错误进行详细论述。[7]

第一，世界贸易总量从1950年以来增长16倍，与此同时，世界社会生产产值增长了5倍半，世界出口总量从7%增长到15%。而1950年作为起始年代，这一年世界贸易正跌入深谷！早在1880至1913年之间，英国、法国与德国等国家对外贸易在本国国内社会生产中所占比例就已经达到了1970至1990年期间再度达到的发展比例。相邻国家的产品市场始终相互保持界限。

第二，如果盲目相信媒介造成的印象，那么就不得不做出结论，至少对于资本来说，有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资本可以立即流向能够获得最大利润的地方。但是在这里，一个全球的资本市场实际上并不存在。目前跨越国境的资本流动日益增长，甚至远远超过了社会生产产值的增长，对于这个事实人们不会进行争论。但是资本流动的指数[8]明显低于1910至1913年，1950至1954年这两个阶段。证明没有一个全球资本市场的间接证据就是在各个国家之间相对比较高的实际利率差额。如果资本能够充分流动，这种差额就会逐步消失。就是在人们大力恳求的外国直接投资方面也可以断定，这种投资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有所增长。但是许多工业国家（这种投资与各国国内生产产值的比例）从没有达到1914年的水平（例如荷兰、英国、法国与德国）。发生变化的只是在于目前有更多的国家参加国际资本流通，这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跨越国境流动的资本总数也大大地超过了当时的数目（特别是外汇交易的营业额在25年内增长了100倍，还有股票与有价证券的交易也大幅度增长）。(https://www.daowen.com)

第三，尽管有相对比较大的移民浪潮，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因素的流动还是比较小的。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估计，目前大约有8000万人不是生活在自己出生的原籍国家。有两个因素对于移民运动产生了巨大的，但是截然相反的影响：旅行成本的下降与发展中国家收入的增长。第一个因素提高了劳动的流动性，第二个因素降低了劳动流动性。另外，人们必须承认，移民经常接受那些本国雇员不愿接受的劳动岗位。所以毫不奇怪，移民的数目对于低等技术雇员的工资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第四，关于国家是否具有行动能力，首先要看它的收入与开支。这里可以证明20世纪内具有一种不断增长的发展趋势。国家预算在国内生产中所占比例从10%（1913年）上升到45%（1998年）。相应的纳税比例也在提高，特别是收入税——尤其是在德国——还有社会保险费。在这里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由于逃税而使国家的收入来源受到侵蚀。

由此人们可以得出结论，各国的国民经济正在相互靠拢接近，但是距离形成一个世界市场相距甚远。全球化的幽灵至少在经验上还没有得到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