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辅助性的和联邦制的世界共和国

全球化是一个世界历史过程，它的性质还未确定，但它只有通过竞争、冲突和共识才能实现。乍一看，全球化似乎是一个惟一的、所向无敌的力量。事实上全球化只能作为多数而存在，它是通过一系列不同的、充满矛盾的和未达到最后结局的发展而表现出来，发展的组织形式和结果还未见分晓。乍一看，资本和技术、信息和媒体的全球交织和网络化似乎会使单个的国家和社会丧失力量，它们需要许多许多时间才能适应并且进行塑造。实际上，全球化为了能持续地发生作用，就不能不依靠宪法、规章的确定以及它在个人、群体和民族的意识中牢固地扎根。单是趋势还不能决定未来的现实，而是会连带引起对抗运动的。例如，全球化恰恰会使区域性和地方性加强，世界在表面上的同质化包含着分散化和对差别的强调，而我们的全球化作为一个与从前的世界历史时期相区别的新时代转折也是相对的。在这里我们可以想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10年间运输、交通和货币的全球性发展，想一下1800年左右在美国和法国革命、工业化和启蒙运动发生时的那些世界历史时期，也可以想一下发现其他大陆以及在世界观、人类观和宗教观方面发生哥白尼式转折的近代时期。

在任何情况下，全球化决不仅仅是，而且很可能根本不会首先是一方面资本主义、竞争和流动性的膨胀以及另一方面由信息技术、媒体技术和生物技术导致的文化亲密性的瓦解。像以前的历次现代化过程已经发生的那样，与流动化和细微分化并行的是为了利用全球化的机遇和限制它的风险而实行重新参与和发生冲突。一切企图通过制定规章来利用和驾驭全球化的活力的努力必须在发展前景上证明自己是符合以启蒙运动为开端的，“辅助性和联邦式世界共和国”的规范。根据资产阶级解放运动和团结互助的工人运动、基督教社会教义和激进的个人自由化的经验，建设国际性机构和组织、网络和共同空间并赋予它们以民主的形式已成为中心任务。需要一个新的全球性社会契约，不漏过任何一个大陆，不耽误任何一个10年。就职能上说，需要解决从生态到移民等等跨国界的问题，在教育、保健和交通方面的全球性投资，符合就业、雇员权利和减轻贫困需要的世界贸易，在发展中经济和社会中防止冲突和限制全力向寡头手中的集中。从地域上说，这些机构必须适应经济和社会的“神经元网络”（格尔特·凯尔语）和世界细微划分为地方的、区域的、民族的和各大洲这一情况，才能塑造世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除了要对各地区区别对待以外，还必须民主化。还应为解决卫生、供水或人权等等的全球性尖锐问题而建立完成非常专门任务的队伍以及发展全球性银行体系。这些都必须与货币价值和就业同样地联系起来，从而处理好各个大的经济区域和社会区域之间的关系，预防全球性金融危机，并且使不同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有可能存在。在这一期间，甚至乔治·索罗斯也要求建立世界中央银行。当然单纯规章制度密度的增加还不就是进步，关键在于职能和地域、民主制和学习过程的沟通和结合。

但是，随着全球化过程而产生的对超民族国家的机构、组织和媒体的关心不应该误导人们，使他们对联邦式的划分和辅助性不加重视。凡是在较低的层次有可能作出决定而不违背规章整体的时候，就应当优先考虑这样做。凡是通过联邦式结构能促进地域上的融合、职能上的分工和政治权利分享而不致危害历史上已达到的个人权利、社会均衡和文化多样性的水平时，就应当支持这种建设。当然辅助性和联邦主义不是单凭它们本身才具有其价值的，而是作为一个在自由、平等和互助基础上建立的世界共和国的因素才是有价值的，而随着全球化过程这一共和国离我们更近了。世界的地区划分已在亚洲、拉丁美洲和欧洲开始出现，对此应有意识地加以支持，使它们面对世界市场保持稳定。尤其是亚洲的金融危机已阐明了这一点，并且已指明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即绝对依赖存在危机可能性的金融市场和民族主义的复兴都是错误的，各个全球性的区域联合必须互相支持，以此来限制自己对市场的依赖。

当我们强调全球性机构、联邦式划分和辅助性原则时，非常容易忽视民族的宪制国家和社会福利国家，而这种国家才刚刚成为遍及世界范围的规范。再没有比依靠民族的民主制和社会的民主制的成就来反对建立起民族国家全球性区域的必要性更加危险的事了，相反的做法也是同样危险的，这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在软弱无力的民族民主制和社会民主制的基础上不可能建设任何繁荣的民主的全球性区域，但是民族国家也不是“历史的最后一员”。资产阶级的宪制国家和社会法制国家的产生和胜利本身就首先不能从单个的民族形成过程的角度来理解，而是从一开始就属于起初是欧洲的、后来是西方的、最后是全球的体系，没有这一体系就无法设想它的主权和合法性。就此而言，欧洲的宪制国家和社会福利国家并不是随着全球化而遭遇一种对它们格格不入的事态，而是可以动员历史经验来恰当地应对我们的全球化选择和风险。我们只要想一下欧洲的社会福利国家得到贯彻以前和以后的情况，就可以认识到它在以前已经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作出改变，简直就像需要重新被发明似的。关于民族国家消失的谈论与发誓说它是政治和社会团结的惟一保障一样，都会起误导作用。

正像作为规范哲学的启蒙运动型联邦式和辅助性世界共和国一样，乡镇和城市的民主制也属于现代宪制和民主制的本质，尤其在具有深厚市镇自治传统的德国更是如此。城市与城市联合起来的地区的前途和国家与国家联盟同等重要，因为在一个日益城市化的世界上，如果不在城市生活中预先已进行操作，再也不能设想任何全球化政治关系。城市政治的效能是具有世界政治意义的，有些时候比官僚制中心和管理中心更加不受地区闭塞性的危害。城市的全球网络与多种多样的非政府组织一样，对于加强从非集中化角度对全球性经验的加工是有帮助的。(https://www.daowen.com)

当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实际上已连带发生地域重要性的很大程度的转移，以致很容易产生这样的印象，即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的关系已根本丧失重要意义。在国家和世界之间，各大陆和次大陆的大空间联合，大城市的网络和高技术中心的网络逐渐增加重要性。在国家和城市之间，历史上形成的和人为创造的区域取得了经济文化权力，而工业化和国家的建立有时曾使它们有丧失这一权力的危险。在市镇和世界之间出现了经验交流、交往和流动的空间，这对于个人保持其身份特征和定居性以及对于劳动市场迄今的集中制机构都是一种挑战。

对于这一全球化挑战，只有立宪主义过程能做出回答，这些过程规定了地域和职能之间的分工和权力划分，正如一个新的世界体系是随着民族的建立而产生一样。立宪主义过程首先是制定宪法的过程，是与制定基本权利宪章相联系的。此外还规定组织、机构和财政预算的典型结构，这些只会十分缓慢地发生变化。此外，立宪主义过程还创造经验共同体，指导性的舆论和对它们的有效范围的稳定的期待，即使这一范围的界限还没有最后确定。这些立宪主义过程既不能由明显的社会利益代表团体，也不能由闪闪发光的欧洲观念来加以替代。在这些过程中广大的多数人体验到自己是像一个国家和人民一样面对全球化。一切主权来自人民，一切合法性都以人民为基础，但是人民本身并不是一个不变的量。欧洲是立宪主义过程的一个示范的历史空间，尽管（或者正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僭妄和剥削以及文化上的傲慢也是以欧洲为出发点的。按照一项全球性绝对命令，任何一种文明都必须认为它有关个人社会共存的原则在其他文明中也具有意义，只要这是通过自由投票决定的就行。但是在这一理想与多个文明、国家和社会的不同经验之间产生一种紧张状态，这种状态在启蒙运动型的世界共和国、自由贸易和世界文化为一方、新兴的民族国家为另一方之间已经存在了。但是多种全球化文化通过有限的灵活化、对新成员的开放以及本身规章的修正能力已经获得了不致滑向多种文化之间的斗争的机会。

对于欧洲文明来说，这意味着使欧洲的经济和边界尽可能开放，但是要以必要的明确性确定自己的宪法，以便具有应对全球化的行动能力。许多针对联邦式和辅助性世界共和国的期望都可以通过一个由异质的民族国家根据全体责任结成的联盟来加以满足。在欧洲旧的民族国家体系与联邦式和辅助性的世界共和国之间存在许多发展民主的机构和文明的机会。美利坚合众国已经作为“第一个新民族”，作为一个与欧洲相比是“后民族的”交往共同体而存在，它的宪法与后来的、迄今尚未结束的民族形成相比是走在前面的。就此而言，欧洲文明不仅是以自己的历史为起点，而且也是以美国的经验并且日益以其他文明和其他大陆为起点的。欧洲日益不能单从它本身出发来加以理解。但是，欧洲愈是学会了以开放的态度界定自己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模式，它应对全球化的、历史的、立宪主义的能力就愈能提高自己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