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社会契约的国家

19世纪英国为了促进资本主义飞速发展所进行的干预对创建劳动自由市场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同样，为了20世纪末的世界自由市场的诞生，也应创造必要的条件。战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绝不是起源于自由市场，而是在保证稳定和由控制的货币管理体系的框架之内运作的。维护社会契约的民族国家在它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经济政策和工业政策进行了协调。

当代的全球化扎根于美国近30年来的一系列举措，它们的目的是要摧毁国际货币制度，使货币市场自由化并赋予金融领域以自从英国金融的黄金时代以来绝无仅有的一种独立性、一种权力。金融领域与自己的经济基础分离，从此开始为取代有“30年荣耀”的工业资本主义的食利资本主义市场确定了节奏：对这一市场产生了系统的强制作用，并决定它的规范。

为了达到这一效果，美国已开始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1944年）的固定汇率制度[2]，并引进普遍浮动汇率制。在1973年做出的这一单方面决定背后有着一种强烈的经济理性：美国当局希望将宏观经济上的失衡向国外转移，并以此来补偿竞争力的下降和不断增加的债务。浮动汇率制赋予美国一种灵活有效的货币工具，有了这种工具，美国就不用做出它作为一个债务人的这一新身份将会要求它做出的那种调整。如果保持固定汇率和黄金可兑换的制度，美国就会像今天第三世界的所有国家一样，被迫为此以相对丧失主权和在国内采取极不得人心的严峻措施作为代价。(https://www.daowen.com)

新的制度允许美国在全球储蓄中获利，从而得以维持它本国的高生活水平。由于美国的强大政治力量和美元作为世界单一储备货币的作用，美国在货币领域保持了其全部的主权。美国的盟国如果对美国政策提出异议，就不可能不动摇冷战的组织制度和安全结构，而它们毫无疑问是从冷战中捞取了好处的。因此，几十年来，日本和欧洲一直给美国不断增加的债务和赤字提供资金。随着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金融业放松控制，一个决定性的阶段开始了。由于华尔街的银行、经纪公司、对冲基金[3]和养老基金的好恶对世界的金融流量起支配作用。这个阶段就开辟了通往金融全球化的道路。由于八九十年代的自由化国际浪潮，金融业已打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储蓄业中，并获得极高的回报率。简而言之，金融资本的全球自由市场的创立对世界头号债务国的经济和金融的顺利运作来讲是必不可少的。[4]

美国政策的连续性和金融自由化方面达成的著名的“华盛顿共识”[5]就是由此产生的。1985年罗纳德·里根先生提出这样的任务：“要扫除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商业壁垒和那些束缚投资和资本自由流通的障碍”，尤其是日本方面所设下的障碍。它的后任，通过为在南美洲也创造出目的在于维持西方“自由市场和资本自由流通”的局面，把这一努力继续推进下去。“前任几届政府主要追求日本的金融自由化。而在克林顿政府任期内，这项努力在整个世界铺开”，尤其是在东亚，东亚已成为“美国银行和经纪人的潜在金矿”[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