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强制作用及对欧洲国家的考察

美国在不断创新一种世界性调控，及国际体制的强制性框架，而美国资本就在这个框架中移动。美国不仅不接受这些制约，而且并没有失去对市场的控制。证明就是在1987年（股市暴跌），1994～1995年（墨西哥比索暴跌）和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美国国库和中央银行的决定干预。这一干预避免了异常系统性的暴跌并使自由化能继续进行。

在这个第一位霸权的管辖范围内，其他西方强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西方霸权。全球化使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制度化，这种力量对比关系巩固了一些国家的主权并削弱了另一些国家的自主权。世界自由市场突出了资本中心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差异：一方面是知识与权力的占有者制定规则，另一方面是其他国家服从这些规则。

第三世界国家中最脆弱的国家置身于劳动的国际分工之中，常常被迫实行一种反常的专业化，甚至会丢掉它们残留的一点主权。至于那些“正在搞工业化的国家”，它们已经看到，近年来它们的依赖性在增加。东亚近年来的经验可以作为对比的证明。[11]这里没有什么可感到意外的，“新兴国家”的自主总是有限的，最弱小的边缘国家的司法主权总是表现为与其说是现实的，不如说是虚幻的。

欧盟属于世界自由市场乌托邦的受益者。但同时又构成对它的一种潜在的平衡力量。20世纪8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那种统一运动提出创造一个并非与美国对立，但有可能与美国较量的实体。对于成员国来讲，这涉及的是在更为广大的统一体内找到共同确认主权的手段，而在民族国家层面上的主权已不再能够应付全球化了。

法国在1981～1993年间还自信仍能独立驾驭经济形势，却不得不为了实行被冷静地称为“竞争性通货膨胀紧缩”的“严厉”模式而放弃它自己重新推动发展的政策。人们是否应该从中看到这样一种证明，即全球化的强制作用和由此产生的经济一体化的迫切需要已变成绝对命令，从而使各国政府没有任何选择余地？对欧洲国家重新行使主权和政治权利的考察表明这种解释是无效的。(https://www.daowen.com)

在货币和竞争权方面，向共同体机构的主权转移并不会机械地导致主权的削弱。由于世界经济游戏规则的重新界定给民族国家带来真正的压力，因此人们不如说是处于一种保护国家免于被淹没在危险的“合并主权”的状态之中。由此，民族国家可以通过依赖一个范围更大的整体而夺回在其领土范围之内已受到威胁的主权。

在共同体内，不存在集中制的权威。根据问题的不同，做出决定的层次也不同，但在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问题上，成员国有时保留决定性的影响力。部长理事会，及各国的行政官员（其中主要是经济部长和财政部长）在欧盟机构中享有特权地位，欧盟议会和各国议会则是吃亏的。

如果人们关心的是国家间体系中相对独立的主权，那就很少会怀疑，国家行政官员懂得并能够依赖共同体的结构来行使这种主权，至少是在世界经济的关键领域里是如此：如果欧洲存在一个共识的领域，那恰恰是自由竞争的领域，今后这种竞争将建立在价值和绝对优先权的基础上。成员国的许多改革有时超前于共同体的规章制度，有时又比共同体的严格强制所要求的走得更远。例如法国的情况就是如此。1984年以来法国对于金融市场放松控制，并从而向英美模式而不是莱茵模式靠拢。[12]因此上述国家的政治意志与欧盟的政治意志的这种重合就更加无可争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