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主义政治伦理与世界大国政治

联合国出版的《全球治理委员会报告》解释说，跨国组织的政治不仅要对经济全球化、包括对它所包含的深刻的社会与政治附加后果进行治理，而且更重要的还要进行一种新的全球民主与人权的伦理渗透。[25]

众所周知，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用良好意愿铺设的，因此应当及早提出这个问题：在把世界主义政治伦理与世界主义的政治进行这样一种结合以后，今天人们预计将会看到一种什么样的阴暗景象？全球市民社会的梦幻将会使什么样的噩梦变成现实？“全球邻里关系”和“全球责任”的花言巧语，如美国和它的西欧伙伴所宣布的，在多大程度上必须破译为用另一种手段继续推行西方帝国主义政策？简而言之，在这个“附加后果时代”，应当很早就对西方世界主义所说的“美好的”新世界投以警惕的怀疑目光。

在欧洲军事对峙结束以后，德国国防部长福尔克尔·吕厄说：“德国被朋友们所包围。”这种被包围的感受使得在威胁消失以后出现的莫名其妙的恐惧心理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至使整个西方、它的各种机构与政治家们陷于恐惧，直到今天，它们还心惊胆战。毫无疑问，这些突然变成没有敌人的西方民主国家，它们与此同时也在民族国家机构和跨国机构框架内，对欧洲、北大西洋公约集团与联合国等负责进行国内和国际调整，它们需要新的、使自己更新的合法性泉源。这种合法性必须使它们能够在全球化时代为自己的行动以及所获成就的自我描述进行辩护。

对此十分谨慎的表述是：西方为了支持人权，已经把国际政治的道德化写上自己的旗帜，这种国际政治的道德化十分完美地填补了上述真空，赋予各种机构以一种世界主义政治使命。说这是民主的十字军东征恐怕并非夸大其辞，在这次东征中，西方使用这种利弊两端的双刃剑为了自由的世界贸易、为了人权、将来还要为了它们自我合法性的更新进行战斗。

长期以来被人们嘲笑讥讽的东西目前在国际政治舞台正起着关键作用，这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渗透政治自由的价值观和法律。值得注意的是，在一种世界主义政治伦理表象的背后至少从两个方面显示出一个新的后国际政治阶段的基本轮廓：

首先，国内政治与对外政治之间的旧的规则和界限长期以来早已被削平。西方和跨国组织在保障人权和自由贸易的旗帜下，插手干预其他国家原来的“内部事务”。在重新谈论经济全球化与伦理全球化的进程中，民族国家现代主义的主权权利被挖掉了核心，为履行“全球责任”的干涉行动打开方便之门。

其次，在世界主义政治使命的表象后面，重新表演着旧的帝国主义的权力竞争——国家之间的权力竞争、石油利益竞争、世界经济竞争、地缘政治的策略手腕。恰恰是由于世界范围内到处都提出的反对侵犯基本权利的控诉，似乎具有很大合法性，而相应的军事干涉被说成是“忘我的”，因此人们往往没有看清楚：为什么它能够与旧式时髦的帝国主义世界政策非常紧密地相互吻合？与此同时在国内也以这种方式非常成功地创造出这样的舞台和角色，使得那些“跛鸭”——政治家和军人获得合法性，沐浴在新的活动光环之内。全球化时代以这种方式创造出一个被完全彻底翻新的——现在，西方没有一个它必须面对的、而且不得不在它的面前为自己进行辩护的东方——没有东方的“全球化西方”。没有敌人的民主也就是不要批评者的民主。

与东方在政治考虑中的消失相联系的不仅是在标签的置换中用“全球邻居”的表述代替“西方”，而是还有更多的东西。西方为了普世主义价值观，例如人权、民主而采取的行动总是会受到对立方面激烈批判的挑战。在具体事件中——例如越南战争或者支持种族主义南非的行动——总是被“揭露”为是不可靠的。今天，西方第一次拥有了一切王牌和一个自由活动领域，以便能够使它的普世主义价值观全面渗透。因为即使最残暴的独裁者也不得不号召实行民主和人权，因为他们至少要维护自己最低限度可靠性的表面假象，因此西方世界经济大国获得了这个世界财富的新的权力资源。全球市民社会这一命题就是借助意识形态的工具帮助在全球活动的西方进行世界经济的、军事的干涉行动。[26]

这种把人道主义的忘我精神与帝国主义的强权逻辑掺和在一起的新的混合形式是借助被人们描绘为全球化循环的发展而准备和炮制出来的。

全球化（不管按哪一种意义理解）等同于国家主权和国家机构的削弱。20世纪90年代，民族国家机构的大崩溃导致了人类的悲剧和战争——在索马里、西非、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以及原苏联的部分地区。类似悲剧还有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威胁，例如在印度尼西亚。也许国家中央权力的削弱不能仅仅或者不能首先归结为新的全球市场的影响，但是情况表明，借助这种方式是可以使国家的权力真空与合法性真空日益扩大。这还包括在各种族集团之间的妥协正在丧失约束力，这种隐蔽的持续冲突最终会变成内战。但是，从“世界公众舆论”的眼光，也就是从代表世界的视野看来，这是在履行“全球责任”。随着明显爆发的暴力与动乱日益增多，西方进行军事干涉的机会也在明显增长。

在“全球化循环”中，世界市场的“必要性”、全球市民社会的“良好意图”与一连串“人们不愿意看到的负作用”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全球性的、非武装的人道主义威胁（包括在所有方面显示出这种威胁的两难困境）。自由世界市场的预言家们的全球活动越是成功——包括对于民族领土国家机构的严重侵蚀——由于世界主义政治激发的西方“人道主义干涉”对于部分世界居民所造成的威胁也就越大。如全面进军的新自由主义世界政治所宣传、所做的那样，在一个世界体系中，弱小国家无法阻止帝国主义滥用世界主义政治使命。

如同人们经常看到的那样，由于全球伦理与全球政治的结合，在争取新的民主世界秩序的模范，老西方国家与那些不符合这些标准的“全球异类”之间造成了新的文化分界线，并使这条界限越来越大。“全球共同体”和它的价值观为世界主义政治时代与“全球下等人”划清界限的条件下加以界定的经济与合作组织如何在冠冕堂皇声明的背后使用歧视伎俩，对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经济与合作组织关于无保留条件的中立性的许诺往往预示在具体事情上他们的解释和行动是大打折扣的。在1991年7月的日内瓦协议中已经宣布并且规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于东欧国家内部事务所进行的干涉本身具有欧洲中心认可的合法性。文件中说：“少数民族问题——完全属于国际共同体的一般合法事务，就此而言，从来也不单纯是这些国家的内部事务。”[27]

为了抑制这些词句产生的深远后果，遏制在西方阵营内部对于这项协定的反抗，对于少数民族概念实行了一种有很大灵活性的解释。在报告的这个部分规定说：“并不是一切种族的、文化的、语言的或者宗教的差异都必然地导致少数民族国家的建立。”借助这种方式，可以把西方国家内部的少数民族问题排除在外，在这些国家内部少数民族被分类划入“非民族的少数族群”。例如在美国的印第安人、在德国的土耳其人、在法国的阿拉伯人、在英国的亚洲人与黑人集团的权利都不属于国际政治的议事日程。

此外，必须允许我再提出一个问题：究竟由谁最终决定神圣的“世界主义政治价值观”所包含的内容？暂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关于它已为“世界的瑞士化”铺平道路的怀疑是有道理的。换句话说，所谓世界主义政治这个东西最终暴露的不过是狂妄自大的西方小资产者道德。

（张世鹏译　殷叙彝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