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职团主义的政治特色

第四章说明，左翼一劳工力量与大政府之间的历史关系随着市场全球化而得到了加强。这与我的论证完全是一致的，即随着全球经济中的经济不安全感的不断增加，刺激左翼政党进行财富和社会风险再分配的因素也增加了。表3提供了关于财政政策的汇总数据，并把它们同第三章形成的一个关于1966～1990年期间左翼—劳工力量的综合指数联系起来。

左翼—劳工力量与公共经济的规模长期以来存在着共变关系。[18]这种关系到80年代仍然适用，尽管也有个别重要的例外，如芬兰和法国。然而，对我的研究而言，更重要的是：从70年代到80年代，公共支出的增长速度越快，左翼—劳工的力量就越大。尽管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竭尽全力抵制公共部门的扩张压力，其他国家的支出却明显上升，而瑞典和丹麦在传统社会民主职团主义政权中名列前茅。

表3　左翼—劳工力量与财政政策

续表

①排列次序以1966～1990年左翼—劳工力量指数的平均得分为基础。
②政府总支出（当年支出），经合组织，《历史统计》（各期）。
③预算赤字（现当年支出减税收），经合组织，《历史统计》（各期）。
④Heclo，Heidenheimer和Adams［1990：p.21～1212］和经合组织《生产工人的税收和受益地位》（各期）。
⑤最高公司税率扣除投资刺激。Commins，Hassett和Hubbard［1995：表1和表2］。
⑥1980～1990年减1966～1979年。
⑦80年代末减70年代中期。
⑧1990年减1981年。
⑨以1980～1990年左翼—劳工力量指数的平均得分为基础。

与通常的假定相反，在1990年以前的20年中，左翼劳工积累的力量与80年代的预算赤字规模之间的正向关系是非常弱的。左翼—劳工力量对70年代到80年代预算赤字的增加有较大的影响。赤字的全面增加，部分是对80年代初期国际衰退加深的反应。但是赤字不断增加，也是公民要求政府增加支出而不相应地提高税率的结果。这种紧张关系在左翼力量强大的情况下最为明显。左翼—劳工力量与赤字的关系不断发展，其主要结果之一是高利率，而高利率必然拖累宏观经济。但是我在第四章指出，在全球经济中，社会民主职团主义政权公债利息的升水实际上并不特别大。

关于税收累进性的数据非常有趣。80年代时，左翼—劳工力量和个人课税高低差距之间没有关系。然而，就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的变化而言，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虽然各国80年代的税收没有多大累进性，但在右翼政党力量强大、劳工运动力量弱小的国家，收入税实现了最大程度的拉平，特别是在英美民主国家。相反，在社会民主职团主义国家（奥地利、瑞典），最高边际税率与最低边际税率之间的差距几乎没有变化。右翼政府，也就是里根和撒切尔领导的政府大幅度地减少了曾经是世界上累进程度最大的税收系统的累进程度。相反，在社会民主职团主义体制下，政府则一向注重开支计划而不是重新分配财富的不同的收入税。(https://www.daowen.com)

公司税也许是人们最有可能看到新古典经济学所设想的全球化影响的地方——主要表现为为了缓解资本普遍外逃的前景，税率被大幅度削减了，特别是在左翼—劳工政权强大的国家。然而，左翼—劳工力量与实际的最高公司税率（即最高边际税率减投资刺激）的关系在80年代是非常牢固的，甚至比与政府支出的关系还牢固。此外，除瑞典以外，70年代到80年代，所有减少公司税率的情况都发生在左翼—劳工力量谱系的最低端。第四章说明，在80年代左翼政党和劳动市场制度力量强大的国家，公司税收入并不多——这表明在社会民主职团主义体制下普遍存在着对企业的其他税收减让措施。然而，最高边际税率的公司税数值与通常关于全球化的影响的看法大不相同。

总之，全球化对经济政策的影响确确实实与通常的看法完全相反。通常认为，在60～70年代相对封闭的经济中，大政府、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累进税制度是社会民主职团主义最重要的内容，但是这些政策由于全球化而失去了可行性。相反，我说明，这些政策战略在90年代越来越成为社会民主职团主义的特色。

然而，第四章的确说明，有一种利率升水向来与左翼—劳工力量相关，而且这种升水的规模随着全球化增加了。支持全球化前景的人可能希望抓住这一发现，把它当做支持社会民主职团主义不能适应全球市场的证据。但是，如果真是如此，对市场资本主义的左翼替代的代价应当通过宏观经济绩效的恶化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