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和有组织的劳工的力量

1.左翼和有组织的劳工的力量

第三章描述了发达国家市场日益一体化的情况，分析一体化对政治权力的党派平衡、对国家劳动市场制度组织结构的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到1990年，各国受贸易和资本流动影响的程度多少都有所增加，但是这并没有导致政治权力明显发生向右转的变化。全球化也没有导致各国劳动市场制度结构性权力的削弱。更确切地说，各国历史上存在的左冀—劳工权力方面的明显差异基本上没有受到全球化的影响。

表1提供了左翼政党的政治权力在80年代以及与以前15年有关的汇总数据。权力是用入阁情况和在国家立法机关（下院）拥有的议席估量的。因为政府构成可能在议会构成不发生相应变动的情况下出现急剧变化，内阁标准可能比议席指标变动更大。

20世纪80年代的排列次序没有出人意料之处。左翼政党的势力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最强大。除了丹麦（那里的社会民主党失去了对政府的控制），所有这些国家的左翼政党继续占有40%的内阁部长职务，足以在政府内拥有强大的发言权。相比之下，法国的左翼政党的势力历史上一向比较弱小，而密特朗的选举胜利使法国一跃进入社会民主党80年代权力排名的前茅。再看排名的下层，社会民主党在加拿大、日本、英国和美国完全被排除在政府之外。英国只有在撒切尔掌权时才与以前时期发生偏离。最后，排名中间的三个国家——比利时、意大利和荷兰——在整个1966～1990年期间的排名大致相同。

20世纪80年代，有4个国家的政府权力平衡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其中3个的变化方向是向右转，这一事实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经常听到议论，说左翼的政治权力随着全球化削弱了。不过，把这种变化说成是一个“普遍”趋势，则有些夸大其词。而且，有关左派在立法机关中的议席的数据，也没有为常见的看法提供支持。在本书所研究的14个国家中，80年代，左翼政党在8个国家拥有立法机关40%的议席，包括丹麦、德国，后两个国家的政治联盟的变化大大削弱了左翼党的政府权力。只有加拿大和美国的左翼政党在立法机构里拥有的议席不到30%。此外，英国是左翼政党在立法机关中的地位大幅度下降的惟一国家。

因此，如果说市场一体化必然使政治权力的平衡不可避免地向右转的话，那么只有英国最近的政治历史与这一观点是一致的。当然，这一情况被法国的密特朗时代抵消了，法国左翼上台执政的事实同样是引人注目的。我的目的不是分析这些国家政治变化的原因，也不是分析权力平衡比较稳定的原因。相反，我只是指出，要说市场一体化破坏左翼的政治权力还真需要丰富生动的想象。工业民主国家总的情况是：从单个国家看，非常稳定；从各国比较看，差别很大。

再看有组织的劳工的力量，大部分经验性研究努力估量了劳动市场所包含的两个方面：劳动力中受劳动市场制度控制的部分和他们中间的权力集中程度。要估量劳动市场的范围，最简单的办法是工会密度（有组织的劳工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把工人组织起来的独立工会的数量是反映权力集中程度的一个基本指标。[16]工会密度越高，工会数量越少，在全国劳动制度中采取集体行动的倾向越大。

表2提供了反映劳动市场这两方面的情况的基本指标。因为工会的数量只有从1979年开始每隔五年一次的统计数据，因此，我用这一年和1990年评估全球化的影响。国家劳动市场制度的特征按80年代左翼政党所拥有的内阁部长职务和立法机构议席的标准数目的排列次序显示，因为我的理论论证集中在政治和组织条件的一致性上。关于数据，有两个情况非常引人注目。(https://www.daowen.com)

第一，20年来，市场的迅速一体化并没有使工会力量的结构性基础大幅度缩小。在1970年以后的20年里，14个工业民主国家的平均工会密度仅仅下降了一个百分点，最大的工会联合会的平均工会数目减少了14个（从而减少了集体行动的制度阻力）。然而，这些数字掩盖了不同国家劳动市场制度运转过程中的大量变化。

从1970年到1990年，有4个国家（比利时、丹麦、芬兰和瑞典）的工会会员大幅度增加，而它们的失业津贴是由工会有效地分配的。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奥地利，它长期被认为是职团主义的堡垒，但它的工会会员人数却明显减少了。但是，不应当夸大会员减少对奥地利劳动市场制度的有力影响。这是因为集体谈判协议被合法地扩大，几乎覆盖了奥地利的所有劳动力。[17]再看工会数目，尽管各国工会普遍出现了合并趋势，但是这在80年代左翼政党力量弱小的国家（最突出的是英国）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尽管这无疑反映了对工会的进攻，然而，工会人数的减少也使劳工领导人更容易有效地组织他们的会员了。

表2提供的数据说明的第二个重点是，左翼的力量仍然与工会密度高、工会数目少有很强的相互联系。因此，总的来讲，处在表格上部的国家的体制最接近于80年代“社会民主职团主义”的理想形态。法国是明显的例外，它的有组织的劳工力量薄弱、分散。相反，处在表格底部的国家与“市场自由主义”体制的类型最接近——在这些国家，中右政党占主导地位，劳动市场制度非常薄弱。而就表格中部的国家来说，它们的左翼力量和劳动市场制度包括范围差别很大，其政治经济体制的特点是“政治权力与经济政策不一致（incoherent）。

如何在这些类型之间划线，显然是有很强主观性。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奥地利和瑞典是80年代最典型的社会民主职团主义体制。分析家们传统上也把丹麦、芬兰和挪威纳入这一类型，而且表2表明这种划分在90年代仍然是恰如其分的。处在另一个极端的是英美国家，它们最接近于市场自由主义类型。在我的定义中，日本也应该包括在这一类型中。这种划分把80年代的比利时、德国、意大利和荷兰归入“政治权力与经济政策不一致”的政治经济体制。考虑到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政治权力与有组织的劳工的软弱状况之间的严重的分离，法国的情况是政治权力与经济政策不一致体制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将比利时、意大利和荷兰也划入这一类型，几乎没人对此表示哪怕是很小的反对意见。德国的位置放在哪里，则是个比较困难的问题，但是赫尔穆特·科尔政府在1982年后的当权使德国归入我的框架中的政治权力与经济政策不一致的体制之列。

总的看来，表1和表2的数据证明，认为左翼政党的政治力量和国家劳动市场制度的结构性力量在80年代受到全球化的破坏，这种看法是荒谬的。尽管国际经济的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各国在国内政治经济体制上的明显差异证明是有高度弹性的。但是这一事实只能进一步提出一系列问题。可以肯定，大多数人会认为，80年代左翼在政治上的成功越来越取决于它们放弃再分配管理的程度，而劳动市场制度的力量对宏观经济带来了可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