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元主义到组成网络

这个事实同样也是得到大家公认的，各种利益联合组织，例如工会、雇主协会、农民协会、公务员联合会都权威性地参加了政治意志形成过程。由于政党从某一阶级、阶层，或者社会集团的利益代表发展成为具有一种广泛利益光谱的群众性政党，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另外的途径能够把许多单独的利益捆绑在一起，纳入政治运作过程。借助这种方式，人们可以看到，在一个多元社会中——在理想的情况下——作为一种利益平衡，已经实现了一种共同幸福。[7]如艾伦斯特·弗伦克尔所相信的那样。[8]早在20世纪50年代泰奥多尔·埃申堡就警告过人们，警惕出现“工会统治”。[9]然后在70年代显示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人们用“新职团主义”的概念来描述它。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是用职团主义协议取代了工会的单独干涉，在这种协议中，首先是大工会，几乎是作为权力平等的伙伴与国家直接面对。在这种相互关系中，不仅工会利用国家渗透它的利益（并不绝对就是会员的利益），而且国家方面也把工会作为自己的工具，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利用工会的信息和联络机构。

由于人们拒绝了职团主义的协议——例如拒绝了集中行动——较长时间以来，人们可以观察到一种新现象，即所谓政治网络。[10]人们非常普遍地把它理解为通过某种类型的关系把许许多多的不同单位联结在一起。[11]从横向上看，在所有政治决策层面上都可以组成这样一种松散网络，而且它还能从纵向上在各个层面之间建立一种联系。在一个政策领域，一些数目有限的活动主体按照某种组织认同、职权、利益范畴的模式联合起来，这样，事实上就可以使一种网络化、制度化的格局安排稳定下来。不仅是传统的政治领域是这样，那些新的政治领域，例如环境政策、通讯交往政策或者高新技术政策，都是这样。从控制理论的观点来看，网络具有一个重要缺点，它是无法计划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是自然野生的。所以它肯定不是治疗制度缺陷的万能药方。但是它可以发出一种信号，预示政治决策结构的变化，而且必然会影响到人们对于国内政治的理解。(https://www.daowen.com)

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政治统治变得越来越复杂，对于形成共识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这使得人们逐步接近一种在谈判基础上协调合作的行为方式。恰恰是在这方面，对于自愿的、有意识的集体行动来说，政治网络似乎是一种合适的活动场所。至少从发展趋势上看，是用相互信任关系取代了等级制上下尊卑的服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