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两难困境：后议会民主形式

这还表现在民主的两难困境中。当在民主合法的民族国家政治框架内，毫无决断的状况在政治上日益合法化的时候，在“非政治”的跨国框架内正在做出在跨国范围内具有穿透力量的没有民主合法性的决策。[14]在全球化时代，人们无法轻易摆脱这种民主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它不可能在一种“世界主义的政治民主”（戴维·赫尔德）的方向上轻而易举地得到解决。“民主的核心概念是人民，不是人类”，卡尔·施密特争论说，“如果民主是一种政治形式的话，那么就只有一种人民民主，而不是人类民主。”[15]这种说法（无可争辩）是错误的，但是指出了核心问题所在：没有一个政治上十分强大的世界公民自我意识，没有一个全球市民社会的相应机构和世界公众舆论[16]，世界主义政治民主依旧是——在所有制度幻想中——一种“必然”设想。如同于尔根·哈贝马斯所写的：“所以关键性问题在于，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公众舆论中是否在广阔范围内共同形成了一种世界主义政治必须要团结互助的意识，这种意识是否居于统治地位。只有在公民的意识状况发生变化，并且对于国内政治产生影响的压力下，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行动能力的各种活动主体的自我认识才会发生变化，他们才会把自己看做是一个共同体的成员，毫无选择地进行协调合作，相互照顾到对方利益。”[17]

另一方面，所有把民族国家民主的活动场地说成是不可超越极限的尝试都发生了判断错误，它们没有弄清楚跨国行动空间和权力空间的自身现实和自身动力，以及实际问题、冲突等。它们进而把民族国家、民族经济与议会民主在历史上结成的制度联盟绝对化成为一种必然的、不可克服的状况。最后结果就是形成一种立场，不屈不挠地坚持民族国家民主的自我理解，这可能会被当做“启蒙主义的左翼”，在世界社会的辩论与挑战的视野之内又很容易变成一种左翼关门保护主义。然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民族国家使用民主垄断，把跨国非政治的政治限制为自治主义小心翼翼的决策（弗里茨·沙普尔夫），并且做出相应规定[18]——那么，结果就是跨国的决策空间与政治空间，例如欧洲联盟，还有各种国际组织都十分普遍地应当服从于“民族国家可接受”原则。这就容易产生这样的问题：在这里——无论是否愿意——民主的美好事业也许会变成一种借口，使人们可以把政治事务从民族国家的基本框架内转移到跨国范围内，并且对于由此产生的给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带来的颠覆性后果置之不理，或者进行掩饰。

人们对于民主两难困境所做的答案本身已经呈现出一个“后议会民主”的发展前景，是一种民主理论与民主制度的后多元主义。[19]在这里涉及放松议会民主的民主垄断——至少作为过渡设想——被多元民主活动主体与多元民主机构意义上的“反思民主”的形象所取代。属于这种“反思民主”的有“结盟民主”的模式：借助多元组成的各种独立的委员会对于跨国组织进行补充和监督；然后使它们的决策对于所有有关集团都实行透明化。另外就是要求允许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或者要求跨国机构在不受边界限制的情况下进行全球的全民公决。不仅是为了使关键性的决策能够实行民主公开化，而且还为了消除缺乏跨国公众舆论与跨国认同的缺陷。

在第一次现代化中，国家公民是一个领土国家的公民，也就是权利和义务都受到国家领土约束的公民。这种约束关系是公民概念的前提条件，似乎从逻辑上说，他应当居住在国内。在第二次现代化世界公民的自我认识中，相反地这种地域约束要有所松动。于是出现了跨国生活方式与跨国认同——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再次行动。马丁·阿尔布洛夫甚至（依据康德的传统）论证说，如果个人在他的行动中考虑到世界范围内的共同利益——如保护环境等；这样就会出现一个世界国家（恰恰不是在一种毫无例外包容一切的全球领土国家的意义上的世界国家），这无非是指在无数个人的自我意识中所出现的机构。[20](https://www.daowen.com)

也许人们还可以说，第一次现代化实质上是一种以生产者为核心的民主，第二次现代化，如果处于良好状态的话，将是一种以消费者为核心的民主。这种民主——在跨国的买方抵制中被人们所体验和实践——是以购物行为与选举行为的统一为基础的。[21]人们能够这样地对民主施加影响，不仅跨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直接地、不必经过政党、议会、政府的过滤，而且还能对迄今为止一直被放在封闭的管理大门背后、由管理部门作为在切身紧要的事务做出决策的那些问题上施加影响：产品的结构构成、产品制造者的生活关系、劳动关系，以及跨国康采恩履行民主义务的方式与范围。在这里，在消费行为中本身包含着同时实行跨国直接顾客民主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又被代表制的消费者民主形式所补充，变得更有穿透力。而这种民主形式包括在民族国家与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的使用者协会，也包括使人们对于公开管理这些服务的法人拥有选举权利。借助这种方式，这种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民主可以在实现一种世界主义政治的、同时具体命题多元化的民主道路上迈出重要的步伐。“拥有主权的消费者公民”这个沉睡巨人，作为跨国康采恩力量的对抗力量就这样被唤醒、被组织起来。

但是还要小心！在这里，已经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为超然于议会的，甚至没有议会的民主合法性打开了闸门。这也许会导致民主与非民主之间的界限模糊。就此而言，世界主义政治民主模式本身有这样一种发展趋热：使未来民主的旗帜顺着非常需要批判的现状的风向飘动的。但这也就是说，强大的、超然于民族国家议会民主的民主机构如何才能建立起来，这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迫切需要进行公开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