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把红方王后花园想象成资本主义。无休止地寻求市场和利润可以对阶级和国家组织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而给生产和空间、工业和商业、职业和场所带来越来越快的变化。正是通过这种野蛮的扩张和变化过程，资本主义本身才可以生存，才可以维持，才可以保留同样的制度。只有正确理解这种矛盾现象，或者准确地说这种辩证法，我们才能懂得“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3]这不仅可以用来理解这个世界在19世纪上半叶所发生的事情，也可以用来理解20世纪下半叶所发生及今天将要发生的事情。

现在把跟着红方王后狂跑的爱丽丝想象成工人运动或社会运动或广义上的“左派”。在20世纪，他们一直在跑，他们进行过所有的动员和改革，甚至经历过革命和民族解放的时刻，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今天这个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而且今后好像还会是资本主义世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与过去相比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而它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部分原因是一些人的影响，这些人反对资产阶级所进行的巨大变革，因而不是使自己同这种变革隔绝，就是改变这种变革。但是左派组织，尤其是曾一度强大的共产党和社会党却越来越跟不上资本主义变革力量的步伐，并逐渐失去了对它们的主动性。他们最初的到达另一个地方去，到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即到社会主义——那里去的雄心，虽然还有，却或多或少地逐渐让位于适应和迁就资本主义变革的动力的想法。不过惟一的结果是，他们驯服市场的努力，越来越不起作用，而且他们曾经动员并代表的社会力量已经完全变成了无情的资本主义变革的牺牲品。

现在已经变得十分常见的是，承认左派需要重新思考一些基本问题。但更经常的是，这种重新思考仍然是用这种语言进行的：抓住资产阶级的手，越来越快地跑，以便跟上由当代资本主义所确定的变革步伐。这涉及一个根本的战略性的错误观念。如果要有效的运动形式重新出现在左派身上，他们就必须不跟上资本主义变革的步伐或不去适应这种变革，而要提高更广泛、更有效地反对竞争和利润逻辑的动员能力，以便最终到达另一个地方，就是说到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平等的、合作的和民主的社会秩序中去。实际上，按照资本主义的要求跑，即使是快一倍，也绝不会跑到另一个地方去。

由于被称为“全球化”的那些东西提出来的挑战，这些考虑是特别恰当的。最近几十年来，即使是先进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也要在表面上服从竞争逻辑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贸易和金融活动的迫切要求，按照罗伯特·考克斯的说法，这种情况已经“使各国的国内经济服从于全球经济表面上的迫切要求。不管愿意与否，每个国家都要更实际地对表现为星云状态（nebuleuse）的全球经济承担责任；而且每个国家不得不用全球化、相互依存和竞争这种新的词汇把它们自己的国民所看到、所听到的这种外部责任弄得很神秘”。[4]显然，和戴维·戈登一样，在考克斯看来，全球化反映的与其说是一个稳定的新的资本积累的国际政权的建立，不如说是旧的“社会积累结构”[5]衰退的一个方面；正如考克斯所指出的，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从来没有完成”，它的继续发展，“决不是不可避免的”。“绝不能根据目的论把对它当成必然完成一种潜在结构的过程中的一个高级阶段。相反，应该按照辩证法，把它当成是对一些趋势的描述，这些趋势，正如它们已经表现出来的一样，会招致一些使它们遭到挫败或逆转的反抗。”[6]

不过，大多数关于全球化的描述都把这一过程说成是不可逆转的，而且按照这种观点，最占支配地位的战略回应是这样一种回应：它一成不变地认为左派的战略、实践和组织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早期阶段也许是适合的，但由于全球化，现在它们已经变得过时了，应该废弃了。正像钻进镜子之前的爱丽丝一样，过去左派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跑，似乎能跑到另一个地方，但现在，资本已经脱离了民族国家，左派必须学会与资产阶级一起在全球范围内跑。比如戴维·赫尔德最近就明确提出了这种观点，对他来说，全球化意味着一种全新的“与超越单个国家（甚至是主要国家）控制的全球经济体系的出现有关的国际秩序；不受个别国家影响的跨国联系和交往网络的延伸；能够限制最有实力的国家的行动范围的国际组织的巨大发展；一种全球军事秩序的形成……所有这些可以减少现行政策对政府及其公民的影响范围”。既然这种新的全球秩序已经明显脱离了建立在国家层面上的民主制度的控制，赫尔德得出结论说，所以他的意思是：“民主必须成为一种跨国家的事务。”战略重点必须放在“国际市民社会的重要团体、机构、联盟和组织上”，通过重新恰当地规定受业已确定的跨国的社会、经济和市民权利法案支持的责任、代表和规章等制度的疆域界线，扩大它们作为民主控制机构的能力。[7](https://www.daowen.com)

根据全球化对左派的制度能力和战略重点的含义，全球化的特征是，它是资本主义在质上的一个新阶段，虽说这些看法不过如此，但还是完全不同于那些在其刚开始时就把资本主义理解成一个“世界体系”的看法，然而，准确地说，这是和那些世界体系理论家们在很久以前就提出的难题相同的一个难题。沃勒斯坦是这样说的：

世界资产阶级的多种政治组织的表现形式——事实上，它们的确控制着大多数国家结构——可以相对容易地航行于一些地理特征不明确的水域，但恰恰是世界工人运动觉得有责任建立民族的，也就是说，国家范围内的结构，这些结构的明确界线将规定和限制组织努力的范围。如果一个阶级要夺取国家政权，那么它就得建立与这一目标相适应的组织。毕竟，世界资产阶级总是通过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组织起来的……而无产阶级的力量——尽管他们有不少国际主义的说辞——在很大程度上则是民族主义的，而不是像他们所宣称的或他们的意识形态所允许的那样……这些运动现在陷入了一种困境。他们可以加强他们的国家权力，在国家间的体系中有效地占据一个立脚点，但用霍布斯鲍姆的话说，他们面临着绕道旅行的风险。他们也可以跨国家地组织起来，但要冒失去坚固基地的更大风险或冒自相残杀争斗的风险，但是也许只有在世界层面上才能真正得到权力。[8]

即使那些不愿意把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传统减少到仅仅是口头程度上的人，根据已经“改变了方向”的国际主义，还是看到了今天左派力量薄弱的主要原因，正如佩里·安德森最近所说：“新的现实是，资本的国际流动和组织与史无前例的劳动的分散和分割之间的巨大的不对称性。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并没有完整地提出克服这种不对称的办法，而只是提出了零星的和迂回的办法……时代不断看到，民族主义在世界大多数地方——尤其是在曾经实行过共产主义的地方——像鞭炮一样爆炸了。但是未来属于一系列正在超越民族国家的力量。到目前为止，和过去50年一样，这些力量已经被资本所俘虏或受到资本的驱使，国际主义已经改变了方向。只要左派在这里不能重新获得主动性，目前的这个制度就是安全的。”[9]

用这种方法探讨左派在全球化面前的战略困境还有一些问题。全球化是资本限制、脱离或超越民族国家的过程，这一前提也许会产生两种错觉。第一，经常过高估计民族国家在前一个时代控制资本的程度；好像左派的实践模式在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中是足够的，因此鼓励在全球层面上采用同样的模式：现在的问题只是在新的范围内跑得更快的问题。但是即使对那些没有产生这种错觉的人来说，也有一种倾向，即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今天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创造出来的，而且主要是关于重新组织国家，而不是忽视国家的；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倾向把民族斗争和国际斗争错误地割裂开来，转移了左派对需要提出自己的改造国家的战略——即使是把它作为提出一种恰当的国际战略的一种手段——的注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