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自由化的结果导致了美国的霸权

通过强制与合作兼施（这是霸权行为的传统定义），美国赢得了日本的金融体制自由化和1985年日元的再次升值。20世纪80年代末，这一膨胀的气球终于爆炸了。作为补偿，为了以“强行军”的速度把自由化引导到新兴工业化国家，美国简直是启动了一架真正的战争机器。从太平洋到大西洋，通过商业部的协调，一项旨在确定和开放“10个上升经济体”的全面计划要求“一切政府部门，从中央情报局到驻外大使”[7]都来提供帮助。

由最有权势的西方国家发起，也是由它们组成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这一战略合法化。某些新兴国家和某些寡头集团从自由化中受益，这丝毫没有缩小自由化运作中的强制性的真正特点。正如罗贝尔·基欧汉和苏珊·米内尔所强调的那样，“在80年代，发展中国家曾经受到使它们开放自己经济的强大政治压力（发展中国家对于国民经济的管理受到了怀疑）”。[8]

霸权有多种表现。20世纪90年代初，华盛顿从保证其技术领先、军事优势及安排一个对已有利的经济条件，提出要在冷战结束之后维护世界平衡的目标。这三点目标在主要方面都实现了。当然，国际平衡是变换不定的，霸权不等于一种绝对的统治。但是似乎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群体能够从政治上与美国抗衡，更谈不上能够重新对它在国家等级制度中的特殊地位提出挑战了。根据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观点，“在全球化体系中，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处在同一等级之上，或者说，都在不同程度上从属于美国。”[9]换句话说，他们应该顺从来自美国的“和言悦耳的全球霸权”。(https://www.daowen.com)

不管是否和言悦耳，这种霸权就其统治并构建国际经济政策的意义上来说，是第一位的。世界自由市场使建立在“后工业”部门中比较优势上的美国模式感到安然自得，这些部门包括：金融和文化服务、通讯、家电技术和科技生产。而且人们看到，在经济活动、社会实践、国际私法方面都有一种世界性的标准文化在出现。

实际上，主要的经济规范（企业的盈利、股票价格），系统的管理标准（对企业和国家的评分）以及司法准则（国际商业仲裁），这些新的游戏规则都来自美国。因此，美国私营的进行评分的两个大的代理商——穆迪和标准普尔两家公司就从它们的信用评级中造就出市场行为。它们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一方，就这样把美国规范强加于人。[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