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获利者与失败者——20世纪最后25年的经济发展

［德国］卡尔·格奥尔格·齐恩[1]

在幻想也达不到的地方，理性也从来无用武之地。

——库特·林克[2]

政治家和工会干部暗示我们，全球化带来了机会与风险。理所当然要利用机会，减少风险。但是，谁获得机会？谁承担风险？谁是获利者？谁是失败者？这是一个十分古老的历史，获利者与失败者的历史，富人与穷人的历史。全球化就是这个历史在最近的继续发展，它既不是新的，也完全不同于大吵大闹的全球化宣传要人们相信的那样。地球上的分配不平衡在20世纪末变得极度尖锐。从那些被告知的机会中获得好处的人越来越少，与此同时，风险造成的牺牲者越来越多。(https://www.daowen.com)

但是，这些变化真的是“全球化”招致来的吗？它难道不是孕育危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用的结果吗？它导致了世界范围内收入、财富与福利分配关系的日益恶化，它使劳动者处于越来越大的压力之下，处于紧张状态，日益软弱无力。甚至技术进步在很大范围内导致相当多的社会阶层生活质量下降，并且招致了恐惧——这远远超出社会经济恐惧的范畴，如在50/60年代存在对于低收入水平的恐惧，其实当时已经实现了充分就业，“敢于实现更多民主”的格言难道不是很受欢迎吗？全球化已经显示出某种超然的力量和规律，它使得许多方面的情况不断恶化，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显示出积极影响。

人们总是要从具体细节上理解全球化，其实全球化所涉及的仅仅是广泛社会经济体系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历史的一部分。但是，历史不是由于自然力，而是在人们行为影响下发展的。极端市场主义的意识形态，它的来源在于亚当·斯密的天然和谐理论和他的自然神论世界观——也就是古典国民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这种意识形态宣传这样一种看法，全球化所遵循的是一种人和政治都无法施加影响的纯粹自然法则的强制。这是一种实证主义拜物教。把人们创造的社会经济现实偶像化，变成不可改变的“自然状况”。还可以说这是一种市场崇拜，因为它把市场赞美为纯粹是由上帝赋予的（参见关于从亚当·斯密流传下来的极端市场主义者形而上学背景的提示）。在这里显示出已经倒退到早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把资本主义市场当做一种天然命运，把全球化当做这种命运力量发展的“最进步”阶段。对于命运是不需要任何解释和辩护的。当然，全球化的花言巧语既没有明确谈论命运，也没有谈论什么屈从命运，但是它努力在自己的宣传对象中制造对于某种不可避免性的信仰，除了准备无限适应（全球化）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

但是，全球化仅仅是对于当前资本主义各种现象所做的一种概括式的描述，它并没有提供对于问题的解释，而且它本身也需要解释，人们必须对它的原因，包括人们有意采取政治行动，进行溯本清源的研究。人们往往用那种所谓共同命运法则来掩饰自己对于全球化的兴趣和推行全球化的意愿。